民族
人口多元化和国际化是新加坡的一大特色。这也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商业成就赋予新加坡的特质。1819年1月29日，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决定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这个小渔村随即吸引了大量分别来自中国、印度次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半岛和中东的外来移民，商人们也纷至沓来。
为谋求更美好的前景，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语言、文化及风俗。异族通婚及融合不仅造就了新加坡社会的多元化，更赋予了它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文化传承。新加坡国民人口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这三大民族的人口组成。2014年年末的最新数据显示，华族人口为287.4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3%；马来族人口为51.2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13.2%；印度族人口为35.3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9.1%；其他民族人口为12.7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3.3%。各族的具体情况如下。
1．华族
华族内族群特点极为复杂：从祖籍地域分为六大帮，分别是福建帮、潮州帮、广州帮、客家帮、海南帮和三江帮；从教育上看，因受英语教育和华语教育不同而存在差异，还可划分为老一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华族人。老一代是在中国出生、来新加坡创业的一代。中生代是指二战前在新加坡出生、接受华文教育的华族人，或从小到新加坡并接受英语教育的华族人。新生代则是二战以后在新加坡出生并接受英语教育的华族人。1821～1931年，大量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华族人由1159人增至41.86万人，增长了360倍。在新加坡独立前，华族人在当地各个经济部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民族经济的主导者。新加坡独立以后，随着新加坡的全面发展，广大的新加坡华侨也自愿成为新加坡人。目前，新加坡华族人参与的经济活动涉及各行各业，包括农渔业、制造业、建筑业、采掘工业、交通运输与通信业、金融保险业等。华族人一直以来是新加坡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华族人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从来没有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民族优越感。
2．马来族
马来族是新加坡的第二大民族。作为新加坡土著人，马来族人数量不多，主要来自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在1819年莱佛士进入新加坡之前仅数千人。马来族中有马来人、爪哇人、武吉斯人、邦加人、米南加保人等。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马来族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椰子、橡胶等作物，也在沿海捕鱼。新加坡独立后，他们大都参加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等现代化建设，为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华族人相比，马来族人拥有一定的特权，比如新加坡规定马来语作为国语（但不是所有人的必修语言），国歌用马来语，军队操练用马来语，等等。
3．印度族
新加坡印度族中有孟加拉人、泰米尔人、旁遮普人、锡兰人、古吉拉特人、泰卢固人、帕坦人和僧加罗人等。在印度和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时期，大量印度族人移入新加坡，1821～1931年，印度族人由132人增至5.08万人。在19世纪以后移入新加坡的印度族人，除了开垦丛林、在种植园做工外，主要从事修建公路、港口、码头、桥梁等工作。但是，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印度族人受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他们进入新加坡的各个经济领域，成为工程师、医生、教员和律师等。印度族虽由若干个民族组成，但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最多，所以泰米尔语就成了印度族的代表语。在新加坡，既有泰米尔文小学，还有泰米尔文报纸。
语言
新加坡政府承认的官方语言有四种：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泰米尔语。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以及多语言的特点就是由这四种官方语言与多种其他语言共同反映出来的。作为殖民时期的贸易港口、现今著名的国际化贸易中心的新加坡，长期以来吸引了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人。他们所带来的语言极大地影响了新加坡的语言。
1．英语
1819年1月28日，英国的莱佛士爵士把英语带到了新加坡。1824年，新加坡及其周围的岛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独立后，于1965年10月加入了英联邦。从历史溯源上看，无论新加坡是作为英国殖民地还是英联邦的成员，英语一直是其管理国家和统治人民的行政语言，也是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2000年，新加坡政府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讲标准英语运动”。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现在英语仍然是新加坡政府的行政语言，也是新加坡各族人用于沟通的最为重要的语言。
2．华语
华语在新加坡的历史比英语要久远得多。在英国人发现新加坡以前，新加坡岛就已经住有30名母语为华语的华族人，占当时全岛人数的1/5。在英国殖民时期，大量中国劳工来到新加坡，致使岛上华族人口在1836年就达到了1.37万，甚至超过了岛上的原住民马来族（1.25万）。但新家坡华族人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他们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因此新加坡华语多样且复杂。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促进新加坡华族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政府在李光耀的大力倡导下，于1979年开始在全国推广华语运动。2014年年末数据显示，新加坡人口中华族人口为287.4万，占新加坡居民人口的74.3%，因此华语仍为新加坡的一种重要语言。
3．马来语
马来语是新加坡原住民马来族人的母语，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语言。新加坡的原住民文化属于马来文化的一个分支，所以，新加坡建国之后极其重视马来语，将马来语作为其国语并四种官方语言之一。马来语融合了爪哇语、玻亚尼语和德拉威地安语等。从使用程度和功能范围来讲，马来语远远比不上英语和华语，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几乎所有的马来族人在家中都使用马来语。
4．泰米尔语
泰米尔语是印度南部的一种语言，它随着印度移民的到来而传入新加坡，是新加坡国内使用人数最少的官方语言。泰米尔语的使用者大多是19世纪因贫困而移民新加坡的印度族后裔，其次是20世纪40年代以前移民到新加坡做橡胶园劳工、低层次管理人员或技术工人的印度族人。
（引用：毕世鸿.新加坡[M].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微信读书电子版系统16字号：42—48页）
文学
新加坡文学，新加坡的人口约有四分之三是华人，其余是马来人、印度人等。
它的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文的文学作品。新加坡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由于新加坡的大多数居民是华人，中国文学的影响比较深广。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后，新加坡的华文报章也很快地陆续刊登用白话文体写的文学作品。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1925年，李西浪(?～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今加里曼丹）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 )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他的作品《峇峇与娘惹》(意为土生土长的华人先生和太太，1934)是华文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带本乡本土色彩的中篇小说。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原名郑卓群，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1918～1942)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马来亚》，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迈克·强的《榴梿树》(196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随着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马来作家马苏里、玛斯等于1950年8月创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称“五十年代派”，其中多数作家坚持了“为社会而艺术”的创作原则，表现了浓厚的民族主义倾向。作家哈伦·阿米努拉锡以1511年马来人反抗葡萄牙殖民者侵略的英勇事迹为题材写成小说《阿旺元帅》及其续集《阿旺元帅之子》。诗人马苏里写了热爱乡土和民族的诗集《白云》(1958)、《时局的色彩》(1962)和《苦花》(1962)。苏拉特曼·马卡山的短篇小说《没有出路》(1958)描写一个马来舞女的不幸遭遇。新加坡独立后，不少马来作家迁回马来西亚，马来文学的中心也逐步由新加坡转移到吉隆坡。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原名李今再，1929～ )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原名卢绍权，1920～1980）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 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英文）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后改为《文学》半年刊），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战后新加坡文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并强调地方色彩和题材多样化。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底层社会的贫困，对不合理的社会有所揭露。比较著名的华文作品有苗秀的长篇小说《残夜行》(1976，曾获新加坡1978年度书籍奖)，石剑洪的中篇小说《高楼内外》(1979)，以及黄孟文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的《新贵》(1978)、韦西（原名黄燊辉，1935～）的《捉贼》(1977)和蓉子的《画像》(1979)等短篇小说。此外，老作家于沫我（杜又明，1916～）的新著《于沫我短篇小说集》也于1979年出版。在英文小说方面，有吴宝星描写新加坡青年爱情故事的长篇小说《长梦悠悠》(1972)和陈国盛所写的三部曲《新加坡之子》(1972)、《马来西亚的人》(1974)和《放眼世界》(1975)。还有弗兰西斯·托马斯的《一个移民的回忆录》(1972)和N.I.罗氏的《被遗弃在热带海滨的华人》(1974)等。短篇小说方面比较著名的有嘉蒂莲·林的《怪物》（1978）和叶裕金的《家长》(1975)。后者被评选为1975至1977年的东盟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70年代出现了一批描写爱情的马来文长篇小说。如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苏来第·西班的《大炮与爱情》和奈英姆·代比的《毁灭》(1978)等。比较优秀的短篇小说有福阿特·沙林的以追求自由为题材的《我要把心儿带到何方》(1974)，卡玛列亚·阿旺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以及尤诺斯·赛伊德的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诗歌方面，获1979年东盟文学奖的知名诗人艾温·谭布(1923～)著有英文诗集《大地的肋骨》(1956)、《第二语音》(1976)和《上帝也会死》(1977)等。他的诗《一个普通的人》，反映了旧的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对于亚洲传统的家庭观念的影响。穆罕默德·拉蒂夫·穆罕默德的诗《我的同胞在我出生之日》获1974年马来诗歌创作第一奖。泰米尔文诗歌有诗人伐南所写的《节日的歌》(1978)等。华文诗歌方面，较突出的有柳北岸（原名蔡文玄，1903～ ）创作的长达3，254行的叙事诗《无色的虹》(1977)，描写一个普通华侨的生活史。此外，有诗集《捕萤人》(1979)的作者周粲（原名周国灿，1934～）、诗集《五月》(1955)的作者杜红(原名郑亚本，1936～ )和诗集《内外集》(1978)的作者王润华(1914～)等。剧本方面有田流(原名钟文灵，1931～)的华文剧作集《三万元奖金》(1972)和《田流剧作集》(1979)，其中有些电视剧，如《守财奴》、《国与家》(1971)和《赌》（1971）都以现实主义手法对社会的丑恶现象作了一定程度的讽刺与揭露。英文剧本有强调各民族和睦相处和作为新加坡人感到幸福自豪的作品，如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描写异族青年男女的恋爱，反映出种族意识被逐渐削弱；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反映不同种族的遭遇。这些作品表明英文的使用已超越了种族的界限。此外还有诺尔的马来文剧本《农民的女儿》，描写一位农村姑娘英勇保卫家乡的故事。全剧富有新加坡的地方色彩。
参考书目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1968。 苗秀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一集（理论），新加坡，1971。 赵戎编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八集（史料），新加坡，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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