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历史悠久，但有关马来西亚古代历史的文字史料并不多。据相关资料记载，早在纪元初，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国土上就出现了“翔茶”、“狼牙修”、丹丹等大大小小的古国。7世纪后，马来半岛先后被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满者伯夷等古国统治。到了15世纪初，马六甲王朝崛起，并统一了马来半岛的大部分，是雄居东南亚的强国之一，直至16世纪早期。16世纪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侵入，占领了马六甲沿岸的一些要地。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先后侵占了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并建立了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马来亚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占领了马来亚全部领土以及沙巴和沙捞越。日本投降后，英国重新统治马来亚，并强迫新加坡与马来亚分离。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1963年9月16日，马来亚联合邦吸纳新加坡、沙捞越、沙巴，组建马来西亚。但因政治、经济和族群纠纷，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退出马来西亚，并独立建国。 英国殖民前的马来亚 ·史前时期的马来半岛 早在远古时代，马来半岛就有原始人类生存、栖息。史前时期，马来半岛最主要的居民是尼格利陀人。这种人身材矮小，皮肤黄褐色，头发卷曲。他们大约在40000年前来到马来半岛。整个史前时期，马来半岛经历了四个时期，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 大约在35000年前，马来半岛进入旧石器时代。当时的居民主要居住在石灰岩山洞内，使用的工具是非常粗劣的石块砸制工具，用于切食物、捕猎和防卫。在如今马来西亚的露雳州、沙巴州和沙捞越州曾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迹。其中，较为出名的有霹雳的淡边(Tampan)文化和沙捞越州的尼亚洞(Gua Niah)文化。据学界考证，淡边文化遗迹发现的石器主要是砾石打制的尖状器、砍砸器和刮削器，一般为石片制成。 大约在11000年前，马来半岛进入中石器时代。这一时期，海水上涨吞没了陆地。当地的居民大多居住在河边，主要靠捕鱼为生。在如今的吉兰丹州、彭亨州、沙巴州、沙捞越州、吉打州以及雪兰莪州都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著名的尼格利陀人(小黑人)和塞诺伊人就是马来半岛上中石器遗迹的代表。但在当时的东南亚地区，最为有名的中石器时代遗迹在越南的和平省，即和平文化。
大约在5000年前，马来半岛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的居民已经会将石制工具磨得精致锋利，主要的工具有石剪、石斧、石锤等。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制作陶器，并开始饲养牲畜和耕种；有的人离开洞穴沿着河边建造简陋的木屋居住；有的人会利用石头做简单的装饰品，如手环等；还有的人会制作船只，并利用船只做简单的贸易，贸易的货物包括鱼、贝壳等。新石器时期的历史遗迹同样是在如今的吉兰丹州、彭亨州、沙巴州、沙捞越州、吉打州以及雪兰莪州被发现。其中，雪兰我州的珍德拉木·西里(Jenderam Hilir)和吉打州的古阿·哥帕(Guar Kepah)是当时比较出名的贸易中心。据学者们的考证，马来半岛上的新石器以磨光而锐利的方角石锛及绳纹陶和几何陶为主。石器的分布循江河流播，有柄槽的两面对称石斧和不对称的磨制石锛、石平凿则散见于马来半岛各地。其中，较为有名的石器有在彭亨州双溪立卑发现的石镑，以及同样是在彭亨州淡柏林(Tembeling)发现的“单马令刀”。至于陶器，吉兰丹州的茶调(Gua Cha)遗迹是重要的新石器遗迹。这里的陶器有豆、碗、钵、罐等，有些陶器属于陪葬品。一些学者认为，马来半岛发现的新石器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有密切的关系。 大约在2500年前，随着青铜器和铁器的传入，马来半岛进入了金属时代，也称铜铁时代。这时的居民学会了制作铜器和铜制工具，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开始组成部落并逐渐定居下来。这一时期，居民已经离开了石灰岩洞，居住在开阔地或是河岸边，从事的生产活动包括挖掘、砍树、捕鱼、畜牧、贸易、采矿。比较出名的历史遗迹主要在彭亨州、雪兰莪州、柔佛州、登嘉楼州等地。马来半岛铜铁文化的一大特点是所发现的历史遗迹铜铁并存，且相对于中南半岛的铜铁文化而言，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剑桥东南亚史》认为，这一地区的红铜器、青铜器和铁器大约出现在公元前500年和公元前200年间。此外，学界一般认为，马来半岛的青铜器是从中国华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传入的。如在雪兰我州的巴生附近发现的三口铜钟就被认为是公元前2世纪初西汉的作品。在青铜器文化中，铜鼓较为有名。马来西亚曾在彭亨州的单马令河畔、雪兰義州巴生河的支流罗扫河附近、甘榜双溪郎以及登嘉楼州的瓜拉登嘉楼发现了6具铜鼓。这些铜鼓在形制、纹饰和化学成分上与越南的东山文化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马来半岛在内的东南亚诸多地区，与铜铁文化并行的还有巨石文化。巨石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单个或成群的石柱(立石)、桌石、石地坛及各类型的石棺、石瓮、石墓及石像。在马来半岛，巨石文化的遗迹主要是立石、石阵和石墓。据我国学者的考证，马六甲地区曾发现巨大的直立独石群，当地人称之为“活石”。他们认为这些石头能够生长。石阵则是在吉兰丹州境内发现的，当地人主要用之于祭祀祖先。在雳州、登嘉楼州以及森美兰州都发现了石墓。其中，在森美兰州的乌当河畔发现了花岗岩雕刻的立石群及伊斯兰教古墓，马来人称之为“乌当河圣迹”。考古学家认为立石群代表了男性性器官。新加坡学者认为，这是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信仰。 早期的马来王朝 历史上，马来半岛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众多古国。
据马来西亚专家的考证，最早的马来王朝并不是出现在马来半岛，而是在中南半岛，即中南半岛上的扶南国(位于今天柬埔寨)。扶南国之后的另一个马来王朝是中南半岛上的占婆。马来半岛上较早出现的马来人王朝是今天的吉兰丹国，当时称Ho Lo Tan王国。而据中国史书《仅书》记载，马来半岛较早的古国是“都元国”和“谌离国”。都元国是一个港口国家，位于今天登嘉楼的龙运，谌离国则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一个中心。公元初，马来半岛的北部地区出现一个叫“羯茶”的重要国家，位于今天的吉打州，曾经繁荣一时，因其位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通道中途，本地又盛产樟脑、檀香、金和锡等，所以成为当时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羯茶国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印度人传入了水稻生产技术，还带来了印度教和佛教及其政治制度。羯茶古国存在了几个世纪，至公元9世纪为吉陀取代。 约公元2世纪，在马来半岛的东北部(今天的吉打至泰国北大年一带)还出现了另一个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狼牙修”，它也是一个贸易中心。2～5世纪，狼牙修被扶南国征服。6世纪扶南国衰落后，狼牙修重新强盛起来，并一直延续至16世纪初。据有关史籍记载，公元2世纪后，马来半岛还陆续出现了丹丹、盘盘、皮宗、班斗、拘利、蒲罗中等古国。公元5世纪时，古代吉打王国(Kataha)是马来半岛上的重要国家。这个国家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金河村(Kampung Sungai Emas)，另一个在布秧码头(Pangkalan Bujang)。公元695年，古代吉打王国被室利佛逝击败。到7-8世纪时，马来半岛上较为重要的古国尚有吉兰丹(位于今吉兰丹)、登牙依(位于今登嘉楼)、蓬丰(位于今彭亨)、戎与乌丁礁林(位于今柔佛)、淡马锡(位于今新加坡)等，这些古国均主要受印度文化影响，经济大多以农业和贸易为主。7世纪左右，苏门答腊岛上最强大的马来王朝是室利佛逝国(Srivijaya)，其鼎盛时期领土包括苏门答腊岛、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岛、泰国南部和锡兰岛，是一个繁荣的商业贸易帝国。1377年，室利逝国被另一个马来王朝满者伯夷国(Majapahit)击败。满者伯夷在1293-1478年统治了马来群岛的绝大部分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帝国后来因爆发内战，满者伯夷最终衰败下来。此后，取而代之的是马六甲王国。 马六甲王国是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王国。有关马六甲王国的建立经过，有多种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两种。第一种说法出自《马来纪年》。据此书记载，14世纪末，苏门答腊的满者伯夷王国派兵攻陷淡马锡王国，淡马锡国王拜里米苏拉仓皇北逃，渡过柔佛海峡，于1400年到达位于今马六甲城的一个小渔村，在这里建立起马六甲王国，他成为第一个国王。“马六甲”这个名称据说是拜里米苏拉到达渔村时靠着休息的一棵树的名称。第二种说法认为，拜里米苏拉是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的一个王子，参加反抗满者伯夷的暴动，失败后逃到当时被暹罗控制的淡马锡，得到庇护。不久，他杀死暹罗官员自立为王。暹罗派出军队捕杀他，拜里米苏拉于是外逃到马六甲另建王国。马六甲王国自建立至1511年被葡萄牙侵占一共存在了111年，对当今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文化影响深远。 马六甲王国由苏丹(信仰伊斯兰教后改称国王为苏丹)统治，有一套相对完备的统治体制。自1400年建国(有关马六甲建国时间说法不一)的拜里米苏拉算起，马六甲共经历了9任苏丹。苏丹之下有一个最高理事会(相当于今天的内阁)负责管理王国事务，最高理事会之下有大小官员56名。其中，最重要的官员是宰相和三位大臣。宰相(Bendahara)管理国家的内外政务，战时统领军队；军务和司法大臣“天猛公”(Tumenggung)，负责训练军队和维持治安，同时兼掌礼部，当使者觐见国王时负责主持礼节仪式；财政和交通大臣“奔呼卢”(Bunghulu)，主管税务和国家财政收支。
此外，还设有水师统帅以管理海军。苏丹穆哈默德·沙在任期间(1424～1444)颁布了一系列宫廷法规，包括国王的起居、祈祷、接见、授勋等，有些制度和法规一直沿用至今。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和增加收入，穆哈默德·沙还颁布了严厉的法律，规定穿黄衣侵犯王权者、不敬王而崇敬他人者、违反或反对王命者皆处死。又如，人死后未留下遗嘱的财产要全部归公，留有遗嘱的财产则一半归公。在苏丹马赫默德·沙执政期间(1488～1511)，马六甲王国编纂了《马六甲法典》，以规范穆斯林的行为。此法典对东南亚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是由于完善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保障，马六甲王国在军事、文化、外交、经济活动中取得重要发展。军事方面，15世纪中叶，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教霉雳担任宰相期间(144～1498)，马六甲于1446年146年两次击败暹罗的来犯，后又于1456年、1458年两次遣使暹罗修复关系，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在五世国王苏丹曼苏·沙统治时期，马六甲凭借其强大的国力，连年用兵，以武力征服了马六甲海峡沿岸各国，其疆域和势力范围几乎包括整个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成为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 之一，进入鼎盛时期。马来半岛上的彭亨、登嘉楼以及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些小王国前来朝贡，定期贡纳黄金。 文化方面，随着马六甲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扩张，伊斯兰教也随之传播到王国统治和影响所及地区，马六甲因此成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中心。到了15世纪中叶，伊斯兰教成为马六甲的国教，国王改称苏丹。伊斯兰教成为马六甲主要宗教的原因有二。一是随着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传播和穆斯林商人掌握了与印尼的贸易，伊斯兰教向东南亚的传播成为大势所趋。许多臣服于满者伯夷的小国都以伊斯兰教作为反抗印度教一佛教中央政权斗争的强大精神武器。拜里米苏拉改信伊斯兰教也有借此反抗暹罗佛教王朝的含义。二是马六甲国王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个有很大潜在价值的政治工具，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就使得马六甲王国得以被纳入拥有强大同盟者和扩张热情的“伊斯兰教统一体”，这既有利于增强马六甲王国的内聚力，也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和经济上的利益。 外交方面，马六甲王国与中国明朝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403年，马六甲国王热情接待来访的明朝使节。1405年，马六甲遣使访问北京，被中国皇帝封为马六甲国王。1411年，为了表示感谢，马六甲国王拜里米苏拉亲率妻臣 500多人前往中国，成为中马关系史上的一件盛事。此后，马六甲历代继任国王几乎都朝贡明朝，直至灭国。明朝三宝太监郑和曾率领船队7次下西洋，有5次在马六甲停留。1409年郑和访问马六甲后中国和马六甲王国之间官方往来不断，政治、外交和经贸关系都很友好。随着马六甲王国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上的成功，它很快就不再向暹罗纳费，并发展成为雄踞东南亚的强国。 经济方面，在9任苏丹的治理下，马六甲从一个不为人知、海盗频繁出没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和东南亚的贸易中心，并继承了室利佛逝一度掌握的商业权力。
在马六甲王国兴起前，从马鲁古群岛前往印度的香料贸易航道是由马鲁古群岛至东爪哇，然后再到印度。马六甲王国兴起后，船只离开东爪哇，在继续前往印度之前就必须驶入马六甲港口，因为马六甲王国要求通过马六甲海峡的一切船舶在其港口停泊和索取通行证，这样来自东西方的货物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交易。当时，印度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中国人、菲律宾人、暹罗人等，纷纷前来此地交易，交易的物品有布、茶、锡、金、香料等。郑和下西洋时曾在马六甲设立商馆，给马六甲的贸易带来了极大商机。海上千船竞渡，港口船帆林立，街上各种肤色和不同穿戴的外国人摩肩接踵，是马六甲繁荣景象的写照。据说当时商人们交流的语言就有80多种。一个曾于1512年到过马六甲的葡萄牙史学家在其撰写的一本书中写道：“在我的记忆中，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展现如此繁华及昌盛的景象。”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马六甲逐步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港口贸易制度。首先是流通锡和金制造的通货，并实行一种公认的度量衡制。其次是设立4个港务官专司港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港务官管理来自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其余三个港务官管理来自孟加拉、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菲律宾、泰国、越南、阿拉伯、欧洲和中国的商人。而其他港口通常只需一个港务官就可以管理所有入港船只，可见当时马六甲港口贸易的规模之大。港务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权力，就是决定和征收商人的港税。按当时规定，西方来的商船要按其货价缴纳6%的税，土著及东方来的商船则缴纳3%的税或者免税。此外，商人往往还要向港务官及有关官员和国王赠送礼品、货物。因此，马六甲的苏丹贵族和各级官员均因港口贸易的繁荣而致富。此外，马六甲王国也发展了农业，农民向政府缴纳微薄的田赋。 马六甲王国虽然繁荣发展，但终究难逃内亡国的厄运。1488年，第八世苏丹马赫默德·沙(一世)继位后，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了马六甲国力走向衰弱。尽管后来王国又征服了北大年和吉打，王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但对外扩张的胜利不但没能缓和王国内部的冲突和不盾，反而使其更趋激化。1510年，虽然苏丹马赫默德·沙(一世) 葡萄牙统治马六甲的主要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贸易基地，而非扩张领土.因此葡萄牙人虽然在马六甲统治百余年(1511-1641)，但未深人马六甲内地，保留了马六甲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传统政治生活方式，如华人首领甲必丹这样的官职得以沿用。 16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军力量开始走下坡路，其他新崛起的欧洲国家纷纷转向远东，荷兰就是其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由荷兰政府支持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成立后，便开始策划占领马六甲。荷兰人允许伊斯兰教存在，因此获得了柔佛和亚齐两国的支持与配合。在多次进攻马六甲失败后，1630年荷兰军队从海上对马六甲封锁长达10年之久。1640年荷兰军队联合柔佛和亚齐的军队，向马六甲发起猛攻，并于1641年占领马六甲，结束了葡萄牙长达130年的统治。 荷兰人统治马六甲期间，同样采取高垄断、高额收费和刁难异教徒的贸易政策，对马六甲海峡的商船实行管制，不准印度穆斯林商人进入马六甲港口。而当地人从事贸易必须申领许可证，港口税从10%上升到20%。相比葡萄牙人，荷兰人更关注在马来半岛的商业利益，其对马来半岛社会文化的影响非常小。1642年，荷兰与柔佛签订了条约，允许柔佛苏丹和贵族与邻近邦国开展自由贸易，并且免除其在马六甲港口的税收。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亚齐签署条约，分享霹雳州的锡矿专利权，并在霹雳河口建立商站。尽管荷兰在柔佛、亚齐的贸易活动如火如荼，但其与柔佛、亚齐的关系也颇为微妙。起初，荷兰支持柔佛，但后来与柔佛关系恶化，并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在与柔佛的战争中，荷兰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使得荷兰对马来半岛的政治统治未扩展到马六甲以外的地区。荷兰殖民者通过强令征收农民税负，以加强殖民统治，但招致当地人民反抗。与此同时，荷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日渐不得人心。1744年，荷兰人将港口税降低到6%，力争挽回颓势，但于事无补。1787年，荷兰被武吉斯人赶出了雪兰我。1786年，英国占领槟棉屿，1795年又占领了马六甲。此后，英国取代荷兰殖民马来半岛，荷兰退出历史舞台。 英国殖民时期的马来亚 一、英国确立殖民统治 早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为在马六甲海峡沿岸寻找和建立贸易基地，就曾与葡萄牙人发生过多次冲突，后来被迫转移到印度和印尼等地。
一、英国的占领
为了开辟商品市场，控制对华贸易通道，并在英法战争中建立海军基地，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来到马来半岛的槟榔屿。17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莱特与吉打苏丹谈判在吉打海岸建立港口事宜。莱特口头上答应每年向吉打支付3万元西班牙币，提供吉打对抗暹罗所需的军事援助，骗取苏丹割让其管辖的槟榔屿。1786年8月，莱特率英军正式占领槟榔屿，并改名为“威尔士亲王岛”，莱特本人为第一任总督。英国由此夺得了侵占马来半岛的第一个桥头堡，揭开了入侵马来亚的序幕。 吉打苏丹之所以答应出让槟榔屿，是为了取得援助以维护独立，但在1787年1月，英属印度政府决定不履行承诺，吉打苏丹感到非常气愤。1790年，苏丹曾试图用武力收回槟榔屿，但被英军击败。英国人乘机逼迫苏丹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英国人每年只向吉打苏丹支付6000元西班牙币，作为占领槟榔屿的费用，给予吉打军事援助的许诺则被取消。1800年，英国人再次逼迫吉打苏丹签订第二个不平等条约，以每年支付4000元西班牙币的微薄代价，强行夺得吉打海岸的一片土地，取名“威斯利省”。由于实行不征收进口税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居者可开垦土地的政策，几年间，这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屿，便发展到万人以上，贸易和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了在槟榔屿以南多建一个殖民地，以更有效地控制马来半岛的商业，1819年，原槟榔屿总督手下的职员、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尼明古连的总督莱佛士，登上柔佛王国管辖下的一座没有开发的荒岛，即现在的新加坡。1819年1月30日，莱佛士与柔佛天猛公签约，英方以每年支付3000元西班牙币的条件，在新加坡建立商站。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柔佛、彭亨及廖内群岛最后一个苏丹的儿子东姑·朗签约。东姑·朗同意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新加坡，英方则每年支付其5000元西班牙币，并承认他是柔佛苏丹。至此，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殖民者实施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其开埠后迅速发展并日趋繁荣。1819年新加坡只有150多人，到1824年已经超过万人，1860年则多达6万多人。原本无贸易活动的新加坡，1820年的贸易额已经超过马六甲。1823年英国人将行政中心从槟榔屿移到新加坡后，新加坡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825年，贸易额为261万英镑，超过马六甲和槟榔屿的30万余英镑和100万余英镑。到1864年，新加坡的贸易额已达1325万余英镑，新加坡成为英国向东方进行掠夺的重要基地。 在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后，英国人谋划将马六甲纳入其殖民版图。马六甲及苏门答腊原为荷兰控制。英法战争期间，荷兰作为英国的盟国受到法国的进攻。为防止法军占领殖民地，荷兰要求各海外殖民地将政权移交英国。据此，英军于1795～1818年曾占领马六甲。1824年英荷签订《伦敦协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荷兰把马六甲让给英国，同意不再在马来半岛建立殖民地；英国则把苏门答腊划归荷兰，答应不再在新加坡以南的其他岛屿建立殖民地。两国于1824年签署协定之后，英国人就以马来半岛为其殖民地的统治中心，而荷兰就以印尼地区为其殖民地的统治中心。
从此，英国正式占领马六甲。 1826年英国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纳入统治范围，组建“海峡殖民地”。1830～1851年，海峡殖民地由孟加拉总督管辖，之后由印度大总督管辖，1867年转由英国殖民部管辖，海峡殖民地成为英国皇家殖民地。因此可以说，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在1867年以前是次殖民地，在1867年之后才成为直接的殖民地。英国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统治海峡殖民地的三个地区，主要是这些地方都以华人居多，大多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并未形成政治组织和团体，而马来人又无法管理这些华人移民。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对海峡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废除了传统的政治结构，设立了由总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另有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的殖民地。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奠定了英国在远东的霸权。英国政府的霸权开始只对针对贸易，对马来半岛内地各邦采取不干涉政策。但随着资本主义工的迅速发展，对原料和市场需求增大，英国资本家对马来半岛丰富矿产资源的兴趣日渐浓厚。加之欧洲列强纷纷向远东扩张，法、德、俄等国都金图乘虚而人，因此，在1870年以后，英国对马来半岛内地各邦转而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并逐渐介入当地的事务。 马来半岛中部地区有4个州经常发生华人与马来人的纷，大多与土地及开发经济资源有关。马来人为平息与华人的纠纷，向英国人求助，因而就让英国人协助负责处理这4个州的事务，这4个州即彭亨、雪兰我、霹雳及森美兰。1874年1月，海峡殖民地总督克拉克以平息露雳地区私会党矿场之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王位之争为借口，与侨领和各邦酋长在雷雳州邦咯岛订立条约，即著名的《邦咯条约》(The Pangkor Treaty)。条约规定，霹雳为英国保护国，英国政府向霹雳苏丹宫廷派出驻扎官，苏丹除了马来人的宗教与风俗以外，所有问题都需听取驻扎官的意见，税务征收支配也要由驻扎官调整节制。这个条约的实质就是赋予英国人扩张其殖民统治的权力。从此，霹雳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英政府控制了马来半岛最大的锡矿产区。与此同时，苏丹宫廷和马来人对英国殖民者的干涉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并于1875年杀死了霹雳首任英国驻扎官伯奇，但反抗运动遭到英军的血腥镇压。同在1874年，雪兰也被迫签订与《邦咯条约》类似的条约，接受英国的保护。此后，彭亨与森美兰两邦也分别于1884年和1895年接受英国的保护。1896年7月1日，英国人将以上4个州细建成“马来联邦”，成为英国的保护管辖地，一直到1946年英国人筹组“马来亚联盟”为止。当地华人将这4个州称为“四州府”。 根据英国与马来苏丹的协定，这4个州在名义上都由世袭的苏丹统治，负责管理马来人宗教及社会事务，实际上英国却另外派任驻区总驻扎官(1911年后改称首席部长)，总揽所有事务，但主要是负责外交及国防事务，以及其他非马来人(华人及印度人)的事务。不过若有需要，也可以介入马来人事务，各州的苏丹要听从其指挥。这4个州虽有议会，但是不能自行立法，所有立法都由驻区总驻扎官决定，再由各州议会批准，英国人在这4个州的统治方式，大致属于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的混合，因此可以称之为“混合统治”。英国人之所以可以顺利地介入“四州府”的事务，主要是凭借坚船利炮，因为当时马来人和华人都没有先进的武器。而英国人拥有的新式武器，就成为其扩张殖民地版图的最有效工具。 英国人在取得“四州府”的统治权之后，进而取得了“五州府”的治理权，这些州包括玻璃市、吉打、吉兰丹、登嘉楼及柔佛。1909年，英国政府通过《曼谷条约》从暹罗手中取得对半岛北部四邦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登嘉楼的宗主权，后又与它们分别签订保护条约。1914年，马来半岛最后一个独立的土邦柔佛王国也被迫与英政府签订条约，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以上诸邦不久便组成“马来属邦”。至此，英国占领马来亚全境。因此，英国人虽然在1786年就开始统治“海峡殖民地”，但是直到1914年才完成控制马来半岛。英国人在这5个以马来人居多的州，维持旧有的马来苏丹的统治方式，英国政府仅派“顾问”担任名义上的首脑，这就是所谓的“间接统治”。
英国殖民政府将马来亚分成三个行政区进行统治。(1)海峡殖民地。属皇家殖民地，由英国殖民大臣指定的总督在行政、立法两个会议的协助下进行统治。行政会议包括财政司、律政司等高级官员，以及数名非官方成员。立法会议除高级官员外，还包括13名非官方议员，其中2名由商会选出。新加坡、槟榔屿和马六甲三地分别设辅政司，在市政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统治。(2)马来联邦。是英国政府的保护国，设总驻扎官，向海峡殖民地总督负责。在初期，英国人在马来联邦各邦设立州务会议，讨论宗教和马来人风俗问题，苏丹的权力受到削弱。后来为了缓和与苏丹的矛盾，1909年，英国又设联邦会议，苏丹和英国驻扎官以及商人代表共同讨论财政立法等事宜，但苏丹没有决定权和否决权。1927年联邦会议改组，由官方议员13人、非官方议员11人组成，苏丹不再参加。由于马来苏丹的抗议和反对，塞西尔·金文泰在任海峡殖民地总督(19261934)时，下放了部分财政权和立法权给以苏丹为主席的州务会议，各州苏丹的权力地位才有所回升。(3)马来属邦。是英国政府的保护国，归海峡殖民地总督管辖。马来属邦的施政也要听从英国驻扎官的意见，但苏丹的自治权相对比较大。属邦没有统一的立法会议，只在各邦设立以苏为首的州务会议。虽然英国在马来亚设立了各种形式、不同级别的立法会议，但殖民地总督和各级驻扎官对殖民地和保护国的重大问题，始终拥有绝对的决定权。英国的分区统治制度使马来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在英国统治期间，马来半岛的居民以马来人为主体，但沿海港口也有一些异邦国王、客商。19世纪以来，随着马来亚外贸业、锡矿业和橡胶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大批劳工的迫切需求，外来移民迅速增加，马来亚逐渐发展成为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民族为主的多元种族地区。据统计，1938年，马来亚总人口为523万多，其中马来人近220万，华人近220万，印度人74万多。 为了取得马来封建贵族的合作，调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英国殖民政府曾与马来各邦苏丹签署协定，除了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各级立法会议和派出驻扎官之外，各马来土邦苏丹可以保持自己的宫廷结构，并直接统治辖区的马来人。殖民政府承认马来人是当地主人，承认和维护马来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权。政治上主要由马来人担任政府各级公务员；经济上规定非马来人不得占领马来人的保留地；在文化教育上则拨款建立了许多马来学校。殖民政府还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宣传马来人优先的观念，不仅软化了马来人的反抗情绪，还致使广大马来人，尤其是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一直认为自己是马来亚当然的主人，理应享有比其他民族更多的特权，并把本族经济落后归咎于其他民族。
这种思想对马来西亚后来的民族关系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华人，英国殖民统治者最初设立甲必丹(头人)制度，由华人领袖担任甲必丹，管理华人事务。后来正式成立华民护卫司署，专司华人事务。经济上让华人当矿工、小业主及中间商，在中下层工商业中自由发展。对印度人，殖民政府主要通过其移民机构进行管理，经济上让印度人担任各个橡胶园的胶工。这种统治手法的结果是长期把华人、印度人与当地马来人隔绝，使马来亚三大民族极少来往，各自保留独特的经济领域、文化倾向和社会生活，华侨社会和印作社会还因此长期保留其移民性质，与殖民政府分而治之政策和多元种族社会结构相适应。英国的殖民统治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20世纪初，马来亚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来亚的政治运动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种族性和外向性。1904～1926年，受埃及和土耳其改革运动的影响，马来人兴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从1926年起，新加坡的马来人开始注意当地马来人经济落后的社会问题，在海峡殖民地率先成立了维护马来人经济地位的“马来人协会”。1937年以后，在马来亚涌现了不少马来人协会，都以抵制华人、印度人的影响，保护马来人政治经济权益为目的。在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曾有一些激进的马来人建立激进组织——马来亚青年联盟，抨击英国殖民统治，提出马来人与印尼人联合建立独立国家的主张，但追随者不多。华人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围绕中国的政治运动展开的。受中国的政治运动影响，1906年同盟会在新加坡等地建立支部，组织声援中国的辛亥革命。1912年后，中国国民党在马来亚活动，主要是建立华文学校。中国共产党原来与国民党在马来支部共同活动。1927年建立南洋共产党，1930年正式建立马来亚共产党，先后组织过多次大罢工。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人各派组织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1938年10月，南洋各国45埠100多名代表云集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马来亚遂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抗日救亡的中心。战前也有些华人议员在立法会议争取华人的政治经济权益，但人数少、力量弱、影响不大。印度人的政治运动影响相对微弱，在印度民族主义影响下，曾成立一些小型协会，以维护印度人的经济利益，1941年才出现较大的罢工和骚动，以致军警和罢工工人在雪兰发生冲突，当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但是，上述三大民族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矛头都没有对准英帝国主义。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是比较巩固的。
二、日本的短暂占领
1941年底，日本袭击珍珠港，此后便对英属马来亚发起进攻。当时，日军有3个师，兵力约5万人。马来亚的英国守军约6万人，加上后援4万多人，总兵力达10万人左右。战争前夕，英国的两艘主力舰“威尔4亲王号”和“击退号”也开抵新加坡。但由于武器装备相对落后、准备不足，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攻势后，英国守军溃败。日军第五师团和近卫师团在泰国的宋卡和北大年登陆后直插泰马边境，向玻璃市和吉打逼近；第十八师从吉兰丹的哥打巴鲁登陆，占领哥打巴鲁机场，沿东海岸直奔柔佛。12月10日，英国的两艘主力舰未发一炮即被击沉。此后，仅一个月时间，日本占领了槟榔屿、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新山等重要城镇。1942年1月30日，马来半岛全部沦陷。2月8日，日军强渡柔佛海峡，进攻新加坡。英国守军进行顽强抵抗，当时“华侨抗日动员总会”和政府也组织了1000多人的“华人义勇军”参与战斗。2月15日，新加坡的英国守军投降，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全境。 日军侵入马来亚后，对当地人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加上歹徒助纣为虐，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马来亚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同时，日军在新加坡设立军部，并任命昭南特别市(新加坡)市长以及马来亚10州知事管理各地事务，但最高权力掌握在军政部长手中。1942年3月，日本关闭驻新加坡的总领事馆，在新加坡派驻日本人任市长进行管辖，并把马来亚分为8个省，任命日本人为行政官。在整个马来亚，日本建立了军政监部，并宣布将新、马并入日本。 为了掠夺战略物资，控制马来亚的经济，日军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是在各地进行“大验证”，将居民集中起来，逐个甄别，认为是抗日分子的就枪杀，被害者达数万人。二是推行安居证和连坐制度，并成立警务局，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防范和镇压人民的反抗。三是加紧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重开各种小学，推广学习日语运动。四是对马来亚的锡矿、橡胶园、港口等主要经济部门实施垄断，导致橡胶和锡矿的产量大幅下降，市场上的商品奇缺、物价上涨。同时，日军宣布承认马来亚各州苏丹的特殊地位，招募马来人为各级官员和警察，成立各种马来人的社会宗教组织。日军也积极促进印度人的反英民族主义，释放被俘虏的印度军人，倡导建立印度独立联盟、印度民族军和自由印度政府，但同时又征集印度人修筑泰腼公路，死者无数。日军始终把华人看作敌人，不仅横征暴敛，血腥镇压，而且还有意挑拨马华两大民族的关系，专门用马来人警察部队镇压以华侨为主的抗日部队，并散布华侨掠夺马来人财富等言论，致使两大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 日本对马来亚的统治时间不长，却对战后马来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其一是反英情绪高涨。一方面是英军战败威望扫地，“英国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破灭。另一方面，日军投降前夕，许诺使马来亚在“大印尼”内独立，激起了马来亚人民极大的反英情绪和民族独立意识，使战后英国企图恢复和加强殖民统治的努力遭到挫败，民族运动形成高潮。同时在抗日的武装斗争过程中，马来亚的民众在抗日武装的动员下组织起来，开展对日斗争，涌现出各民族和政治集团自己的政治领袖和政治组织，为战后争取独立的斗争做了必要的准备。其二是民族矛盾激化。由于日本军政府故意挑拨马华两大民族的关系，散布“华人掠夺马来人财富”的言论，并专门用以马来人为主的警察部队镇压以华侨为主的抗日部队，为战后民族矛盾的激化埋下隐患。其三是政治意识提高，华人政治力量壮大。战后各类华人政治组织不断出现，并且非常活跃，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是战后初期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日军的暴行和黑暗统治引起马来亚人民的激烈反抗。最初反抗日军的是马来亚共产党和新加坡沦陷前夕被解散的“华侨义勇军”。他们开始组成零星的游击队，后来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下联合组成“马来亚抗日人民军”，共8个支队，人数多达7000人，分别在雪兰载、森美兰、北柔佛、南柔佛、霹雳、西彭亨、东彭亨和吉打等地活动。后来，他们与潜入马来亚的英军“136部队”建立了联系，定期得到各种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援助，战斗力增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300多次，击毙打伤敌人官兵6000多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是马来亚抗日战争的主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马来亚共产党也成为当时最大的政党。参加抗日斗争的还有中英两国联合组建的“136部队”，以及“136部队”在露雳北部募集的一支被称为“皇家马家军”的马来人游击队，但人数不多。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国民党的武装以及自发组建的队伍。不少老百姓也自发地抵制日军的统治，如拒绝送小孩到校学日语，拒绝替日本人工作，为抗日军队提供情报和粮食等。 三 英国重返马来亚与马来亚的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虽迅速地再次取得马来半岛及沙巴、沙捞越的统治权，但当地人民的民族主义兴起，要求独立的呼声相当强烈。这是二战之后国际上的普遍现象。英国人为了回应当地人的要求，就在1946年成立“马来亚联盟”(Malay Union，此前也译作“马来亚联邦”)，将马来半岛的各州全部纳入，新加坡除外。但“马来亚联盟”计划随即遭到马来人的反对，因为英国人不仅没有赋予马来人统治地位，而且赋予华人和印度人合法的公民权。马来人认为自己是原住民，又有苏丹统治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在经济上却处于弱势地位。而华人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又有公民权，马来人因此担心被华人统治，不断向英国人抗议。英国人顺应马来人的要求，在1948年2月将“马来亚联盟”改组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Persekutuan Tanah Melayu)，明确马来苏丹统治的自主权，以及保障马来人权益的特别条款。但是“马来亚联合邦”受英国人保护，马来人虽然争取到较多权益，但仍未获得独立，因此，当地的马来人和华人继续争取独立。马来亚共产党也反对“马来亚联合邦”，他们主要的政治诉求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华人应获得平等的权益。 1.马来亚联盟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盟军宣布在马来亚建立军政统治。10月10日，英国政府在国会透露了对马来亚的战后政策，即“马来亚联盟计划”。随后，英国派使团奔赴马来亚，强迫各州苏丹签约放弃权力。1946年1月22日，英方正式公布《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的声明》。这个文件的封面为白色，又称为“白皮书”。在这个文件中，英国正式提出了“马来亚联盟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是新加坡与马来亚分离，新加坡成为单独的英国皇家殖民地，其余地区色括原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横梅屿、马六甲等地合并组成中央集权的82“马来亚联盟”，以总督为最高行政官员，下设行政和立法两个议会，各州设州议会。二是“马来亚联盟”的公民权将授予所有在联邦境内或在新加坡出生的人，以及居住了20年的移民。今后的外来移民只要居留5年后就可获得公民资格。这些公民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包括可进入行政机关服务的权利，且不受种族或信仰歧视。三是各邦的苏丹除保留王位外，将战前的一切地方统治权移交英国政府。在总督管理下，苏丹主要负责主持处理宗教事务的各邦的协商委员会工作。 英国殖民当局推行这一计划的目的，就是企图将战前间接的保护国马来亚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以加强对当地的统治。而新加坡与马来亚分离，既是为把新加坡建成英国在远东的中心殖民地，又可割断新加坡共产党对马来亚的影响和新马之间的相互支援，还可保持马来人在马来亚联盟中对华人的人口比例优势，继续推行“分而治之”政策。 2.马来亚联合邦成立 “马来亚联盟”计划很快遭到普遍反对，但有关各方反对这一计划的态度是不一样的。马来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和群众组织强烈要求民族独立，反对恢复殖民统治，反对新加坡分离。苏丹和贵族领导的大部分马来人代表本民族的利益，反对剥夺苏丹的权力和给予非马来人平等的公民权。印度人则批评该计划没有立即提供一些自治措施，以及将新加坡排除在外。其中，马来人的反抗最激烈，遂掀起第一次民族运动高潮。1945年12月，马来亚爆发了第一次万人抗议示威，各地成立了马来人协会。1946年3月1日，各地的马来人协会领袖聚集吉隆坡，宣布苏丹被迫签订的协定无效。同年4月1日，即“马来亚联盟”成立之日，马来人发起全面的“不合作运动”，抵制马来亚联盟计划，包括拒绝出席成立典礼、撤走各级协商委员会的马来人成员、拒绝缴纳地税、警察辞职和暴力袭击英国人等。面对马来人的第一次反抗浪潮，英国殖民者被迫让步。1946年5月11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成立。经过英国政府代表、苏丹和巫统领导人多次协商，决定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原来的“马来亚联盟”。 1946年7月25日，英国宣布成立一个由6名英国官员和6名苏丹与巫统的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负责起草新的计划，当年12月23日，英国当局同各地苏丹经过多次密商并对白皮书做了修改后，抛的马来亚政制建议书”。这个文件封面是蓝色的，被称为“蓝皮书”，“蓝皮书”与“白皮书”的区别在于：以“马来亚联合邦”代替原来的“马来亚联盟”。马来亚联合邦仍然实行马来亚与新加坡的分离，但由高级专员取代总督。在联合邦中恢复了苏丹被剥夺的权力，在中央除行政、立法议会外，增设苏丹议会，规定苏丹是各州名义上的首长，任州行政议会主席，允许苏丹宫廷统治继续存在。承认马来人的特权，提高了取得马来亚公民资格的条件，规定自动获得公民资格的人除马来人之外，还有在联合邦境内出生的第二代印度人和英籍华裔，其他人要获得公民权需住满15年以及符合语言等有关条件。这使非马来人要获得公民权不仅条件更为苛刻，而且取消了原来的出生地原则。显然，英国政府是通过损害非马来人公民权利来获得马来人的政治妥协。这也是巫统成立后获得的第一次巨大政治胜利，巫统由此赢得了广大马来人的信赖和支持，成为马来人当然的政治代表，并自此长期得到马来人的倾力支持。这也成为巫统长期在马来西亚政坛占据权威地位的保证，也是以巫统为首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数十年在马来西亚执政并组建强势政府的保证。 “蓝皮书”公布后，除封建苏丹和大资产阶级表示拥护外，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各族人民均表示坚决反对。“马来亚联合邦”酝酿期间，马来人激进派和华人反对派都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并成立“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华人商会还于1947年10月发起罢市活动，但均无济于事。1947年12月初，英国国会不顾新加坡和马来亚人民的反对，通过了“马来重眼合邦法案”。1948年1月，英国总督和各州丹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上签字，同时英国总督分别和各州苏丹签订州协定。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由英王委派的原总督改任高级专员，同时任联合邦行政汉会和立法议会的主席。实际上，由英国人独掌大权的马米殖民地性质并未改变，苏丹宫廷统治继续存在。 3.“剿共”战争及其影响战后，马来亚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一直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严重威胁，为了削弱马共的力量，殖民政府不久就解散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共在各地建立的行政机构，袭击马共机关并逮捕马共成员，还颁布了种种限制马共开展工人运动的法令。为了全面扼杀民主力量，1948年6月，英国殖民政府借口3名欧洲种植园主被杀，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自此开始了持续达12年之久的“剿共”战争。 紧急状态实施后，马共及其外围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其他政党及群众组织慑于形势，也纷纷停止活动或陆续宣布解散。马来亚的政治运动从此一蹶不振。殖民政府原以为两周内就可以把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消灭掉，但紧急状态直到殖民者最后从马来亚撤走也没有结束。战争的继续给殖民政府的人力、财力造成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占人口几乎一半的华人对政府的反共持漠视的态度，居住在森林边缘的“垦民”对共产党给予支持，为他们提供情报、物资和兵员，使马共在1948～1949年获得很大的发展。 从1949年起，殖民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争取华人的支持和削弱马共的力量。殖民当局一方面通过推行“移民新村”运动，即迫使居住在森林边缘的居民搬迁到特别划定的地点，集中建立了600多个新村，以断绝马共游击队的经济来源和与群众的联系，当时被迫搬迁的共有60多万人。另一方面，支持华人成立政党和倡导种族协调，以寻求华人的支持和马华两族关系的改善。1949年2月，以陈顽禄为首的马华公会成立。马华公会成立之初，以集资安置新村居民和争取华人平等公民权为主要任务，后来发展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政治力量。1949年1月，殖民政府还倡导成立了马华亲善委员会，后又扩大为社群联络委员会。 殖民当局拉拢华人、争取华人支持的政策对马来人政治组织也产生了影响。在殖民当局争取华人的压力下，巫统创始人及主席拿督·翁也提出了应当吸收非马来人加入巫统的建议，但引起巫统部分党员的不满，他们退出巫统，另建伊斯兰党。拿督·翁本人也于1951年9月退出巫统，另建独立党。巫统主席一职转由东姑·拉赫曼担任。有半数离任。众议院由各个选区选出的100名议员组成，其权力类似英国的下议院。同法系统由1名首席法官和最高法院、经议会确认的各级法段组成。最高法院的权力包括解释宪法和处理州与州之间的争端。各州首解是苏丹或州元首(槟棉屿、马六甲、沙巴、沙榜越)，各州的行政长官的州务大臣或首席部长担任，两次大选间隔不得超过5年。宪法还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马来语为国语。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题立，结束了英国100多年的殖民统治，马来亚人民揭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简章。这时，马来西亚全国人口是627.88万，其中马来人为312.55万，华人233.38万，印度人69.62万，分别占人口总数的49.78%、37.17%和11%。 第三节 组建马来西亚 当“马来亚联合邦”在马来半岛获得独立之际，英国人仍然统治着新加坡、文莱、沙巴及沙捞越地区，而这些地区大多具有相似的族群结构和背景，具有合并的客观条件。尤其是1948年2月“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使新加坡与马来亚分离，这成为该地区长期存在的问题。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亚人民重新掌握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也为实现新马合并创造了条件。当时，新马合并是两地许多政治家的愿望。马来亚首任总理东姑·拉赫曼在1961年就起了一个念头，即将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文莱(后三者位于加里曼丹)联合起来，共同筹组建立“马来西亚联邦”。1961年5月27日，拉赫曼总理在新加坡外国记者协会的宴会上称，马来亚联合邦是个小国，不能水久地、单独地处于经济上孤立的状态，而与英国的其他殖民地——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和文莱合并，将扩大和巩固其经济基础。实际上，拉赫曼主张建文马来西亚联邦，不乏共同对付共产党、减少新加坡独立后华人在马来半岛影响力扩大的意图。但拉赫曼的设想提出后，并未获得积极回应，甚至出界不少反对的声音。 新加坡支持加人马来西亚联邦。自从1948年与马来亚分离后，新加坡基本维持原有政治结构，单独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最高执政者为英王委任的总督。1951年，新加坡设市，市政委员改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员组成，民选议员也逐步增加。1953年英国政府任命由乔治·雷德尔主持的委员会创定新的宪法草案。该委员会草拟的宪法于1955年实施。“蛋德尔宪制”的要点是：设立由32名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25名议员由选举产生；成立民选政府，原来的行政议会改为部长会议，由3名对总督负责的当然部长(Ex Officio Member)和6名对立法议会负责的部长组成，部长会议主席由英国总督担任，首席部长由多数党或党派联盟的领袖担任，当然部长负责财政、外交、国防和治安。此新宪制没有改变英国殖民统治的性质。1955年的选举产生了由劳工阵线领导人戴维·马歇尔为首席部长的政府。1956年，因在与英国政府谈判新加坡自治要求时，双方未能就安全问题达成一致，马歇尔辞职。他的继任人林有福于1957年与英国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协议，于是新加坡实施了一部新宪法，此宪法同意新加坡自治。依据新宪法，1959年5月新加坡举行选举，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获得议会51个议席中的13席，成立了以李光耀为总理的新政府，新加坡自治邦宣布自治，但仍是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的成员。李光耀及其支持者很快意识到新加坡的经济与地理特征所赋予的任务，需要重新与马来亚合并。因为当时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在减少，人口却在增加，新加坡需要外来投资，并依靠英国海军和港口服务业的收入支撑经济发展。此外，刚刚执政的李光耀也深受左派压力，若能借助更大的力量打击内部左派分子，也是可行政策。因此，李光耀积极响应东姑·拉赫曼的提议。然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反对者在立法议会中对政府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新加坡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将失去自主性，而且华人的权益将不保，会成为马来亚的附庸，主张婆罗洲(今加里曼丹)独立后再合并。有人干脆反对合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暴乱和反抗。李光耀在12天的议会辩论中获胜。1961年9月，新加坡就是否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71%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沙巴、沙捞越和文莱苏丹国对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态度比较复杂。沙巴和沙捞越原属文莱苏丹国，历史悠久。1839年，英国殖民者詹姆斯，布鲁克来到沙捞越，并在第二年参与镇压发生在沙捞越地区的反对文莱东丹的暴动。暴动平息后，布鲁克迫使文莱苏丹封他为沙捞越统治者。不久，沙捞越脱离文莱独立。1888年，英国为对抗法国和德国在东南进行更强有力竞争，决定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置于英国保护之下。文莱苏丹国虽不断受西方殖民者蚕食和打压，领士范围不断缩小，但一直在在。1888年，英国迫使文莱苏丹签订了保护条约，文莱也步沙巴、沙捞越后尘，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了沙巴、沙捞越和文莱地区。二战后，英国殖民者恢复了殖民统治。1946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沙捞越和沙巴同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设总督进行殖民统治，对文菜苏丹国则实行委派高级专员的保护国殖民统治。当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提出时，沙捞越、沙巴和文莱虽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都在50年代先后开始了向民选自治政体过渡的发展阶段。由于意识到自己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落后，婆罗洲人对加入马来西亚犹豫不决。沙巴致力于恢复经济，既没有政党，也没有选举制度，仍处于家长式的统治之下，直到1961年，官方委员仍控制着行政和立法机构。沙捞越则直到1959年12月才举行首次普选，在议会的45名议员中有24名由殖民政府指定，而非直接选举产生。文莱苏丹则在1958～1959年才得到英国殖民当局移交的行政权。1959年文莱颁布宪法，规定立法会议的33名议员中有16名由选举产生，这16个议席全被阿扎哈里领导的人民党获得，成为文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文莱苏丹赞成加入马来西亚，但阿扎哈里领导的人民党坚决反对。由于上述原因，在1961年7月召开的婆罗洲政治领导人第一次会议(亚庇会议，也称哥打基那巴卢会议)上，马来西亚计划被宜布为“完全不能接受”。亚庇会议后不久，英联邦议员协会又召开了马米亚一婆罗洲小组会议，婆罗洲领导人的对抗情绪开始缓和，经过说服，他们同意组织一个旨在从各个方面审查马来西亚计划的“马来西亚团结的商委员会”，但文莱只派观察员参加。 1961年8月，东姑·拉赫曼与李光耀达成原则协议，为马来亚放目与英政府之间的协离开辟道路。经协商，各方组织了二个英马委员会，对婆罗洲人是否愿意加入马来西亚进行调研。1962年初，经过在沙捞越和沙巴两个月的巡视后，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一致赞成沙巴、沙捞越加入马来西亚，但主张有7年的过渡期。马来亚方面却主张事不宜迟。此后，在伦敦再度进行讨论时，马来亚方面的意见取得胜利。1962年7月31日，东姑·拉赫曼和英国政府签订协定，规定英国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和新加坡的权力将于1963年8月31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完成移交。鉴于东马和西马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以及在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协定还同意任命一个双边政治委员会，做出宪法上的安排，以保障婆罗洲各州的特殊利益。如婆罗洲各州反对把伊斯兰教列为国教，反对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要求确认婆罗洲各州本地民族的特殊利益等。根据协定，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均以州的名义和马来亚联合邦合并，组成一个新的联合邦，称为“马来西亚”。英国政府撤销了英国女王在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的宗主权与司法权。英国政府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签订的防务互助协定扩大到马来西亚，英国政府继续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协定于1963年8月31日生效。 在文莱，由阿扎哈里领导的人民党的目标是鼓吹婆罗洲上的三国沙巴、沙捞越和文莱组成一个联邦。为此，阿扎哈里寻求印尼的支持。1962年12月7日，文莱发生叛乱，阿扎哈里自封为“北加里曼丹国”总理。在英国军队镇压下，叛乱得以平息。但文莱苏丹从这件事中意识到，自己的石油收入和政治利益受到了挑战。此后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谈判、民意调查和公民投票等程序，1963年6月，各方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在文莱问题上，特别是如何处理石油财产和税收以及苏丹地位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文莱最终未加入马来西亚联邦。 对于马来西亚的成立，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同反应。早在拉赫曼总理公开提出成立马来西亚的主张时，印尼和菲律宾就表示反对。印尼总统苏加诺有意将沙捞越并入印尼的版图，因为沙捞越的达雅克人与印尼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属于同一种族，且生活在同一大岛——加里曼丹岛上。印尼认为，沙捞越应属于印尼，而马来西亚的成立是英国早已策划的新形势下的殖民计划，目的是包围印尼。菲律宾马卡帕加尔总统(前总统阿罗约的父亲)则宜称沙巴是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反对成立马来西亚。马、非印尼三国外长曾于1963年6月举行会谈；7月，三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议，但分歧依然很大；8月，印尼宣布与马来西亚断绝一切经济关系并掀起对抗马来西亚的运动。随后，东姑·拉赫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再次举行会谈，同意邀请联合国小组调查婆罗洲人民对马来西亚的态度。1963年9月，联合国小组在巡视了沙巴和沙粉越后，提出了支持马来西亚的报告。拉赫曼立即决定尽快组建马来西亚。 在多种因素的考量下，并经过拉赫曼总理多次向英国解释并据理力争，马来西亚联邦终于在1963年9月16日成立。其成员包括马来半岛的11个州、新加坡、沙巴及沙捞越。在这个问题上，拉赫曼总理功劳卓越，因此他被尊称为马来西亚的“国父”。但在马来西亚成立的翌日，拉赫曼总理宣布马来西亚与印尼、菲律宾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宣布全国进入军事状态。直到1966年苏哈托上台以后，印尼才宣布取消与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同年，马科斯总统领导的菲律宾政府与马来西亚恢复外交关系。 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圆了拉赫曼和李光耀的政治梦想，但双方进行实际的政治合作时，发生了政治权益的竞争与纠纷。新加坡不仅与拉赫曼领导的马来人有摩擦，也与马华公会的华人有摩擦，而且这些问题不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反而有持续扩大的趋势。这是因为，除了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矛盾与冲突较深，对独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外，李光耀希望在马来西亚政府里能拥有一些有利的席位和预算，但拉赫曼政府不可能完全满足新加坡的要求。此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是较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又是以华人为主。拉赫曼邀请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不仅希望扩大政治版图，而且期待稳定的新加坡，也能有助于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但事实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其政治形势日趋稳定，但李光耀过多的政治诉求，却造成马来西亚修政局不稳定，因此，拉赫曼深感痛苦。如果新加坡不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马来西亚政府则无照顾新加坡的义务。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拉梯曼终于要求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别无选择，只好退出他所追求和期待的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议会在新加坡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以126:0的投票结果同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离。8月9日，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并建立新加坡共和国。 第四节 当代简史 一、“5·13”事件与国民阵线成立 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来西亚的种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1969年5月，马来西亚举行独立后的第三次大选。长时期的种族分歧和文化差异进一步加强了各政党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在5个星期的激烈竞选活动中，长期存在的民族紧张关系更加恶化。马来人怨恨华人，认为华人在文化上自高自大，蔑视马来人的语言、政治、宗教所具有的不可否认的卓越地位以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而华人方面则要求实行民族政治平等，以此作为保护华人经济前途的唯一有效手段，反对把华人视为次等公民。选举中的争斗成为大选揭晓后爆发种族冲突的诱因。 在这次大选中，以巫统为首的马华印联盟失利，联盟在议会里的议席由1964年选举时的89席下降为66席，联盟中马华公会的33名候选人只有13人当选，而华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简称“民行党”)、民政党等获得的席位则有所上升，民行党获13席，民政党获8席。这样，在104个议席中，联盟党获66席，泛马伊斯兰党获12席。因此，联盟党仍可以组织中央政府，但其在大选中的失利和华人反对党力量的增强，使马来人充满危机感，情绪激昂。 5月13日，大选结果公布后，当民行党和民政党的华人青年支持者一起举行胜利游行，向雪兰州务大臣拿督·哈伦在吉隆坡的官邸行进时，与愤怒的马来人发生冲突，并发展成为持续4天的骚乱，局势失去控制，华人的店铺和住宅遭到纵火和抢劫。骚乱很快从吉隆坡蔓延到其他地方，从冲撞到杀人放火，持续了半个月。据有关统计，在1969年5月13日至7月31日的冲突中，各族死亡共196人，受伤367人，被警方拘捕及被法庭起诉的共9143人，失踪37人，财物损失巨大。这场马来西亚历史上罕见的种族冲突被称为“5·13”事件。 1969年5月13日当晚，总理东姑·拉赫曼宣布雪兰我州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天，最高元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止国会民主。第三天，东姑·拉赫曼在巫统激进派的压力下，宣布成立以敦·拉扎克为主任的每家行动委员会，负责全国行政事务，拉扎克实际上接管了全国权力。其间，马华公会曾一度退出政府，马来人全面控制政权。 1970年8月31日，最高元首公布国家原则，重申伊斯兰教是官方宗教，要求人民效忠元首，维护宪法，不议论敏感话题。9月21日，拉赫曼总理下台，拉扎克于当天就任总理，这样国家政权转移到第二代马来人手中。为避免悲剧重演，确保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拉扎克决定恢复民选议会，结束国家行动委员会的统治，但坚持立即通过宪法修正案。1971年2月国会重开，宪法修正案通过。修正案规定，禁止在议会内外公开讨论可能引起种族冲突，或对政府的意图不信任的问题，否则作为非法煽动罪论处。同时规定，禁止质询1957年宪法中有关国语、马来族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地位和主权及公民权等条文，取消议员在议会内的言论不受司法管辖的权力，赋予最高元首权力，以直接谕令大专院校给马来人和土著一定比例的名额。有关法令使马来人的特权确认和扩大。慑于新颁布法令及早已实施的《国内安全法》《警察法令》等，民主政治的发展陷入沉寂。尽管“5·13”事件的导火索是选举，但一些马来人认为其根源是马来人与华人在经济上的发展不平衡。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从1970年开始推行扶持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为期20年，目标是消除贫困，重组社会，要求把马来人的股权占有率从1970年的2.4%提高到1990年的30%。到1990年，西马股权有限公司的股权分配应是土著占30%、非土著占40%、外资占30%。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政府强行采取各种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华印联盟党在1969年大选中失利，反映了马来西亚的人心向背，也暴露了联盟结构的薄弱。随着反对党不断与联盟党组织州级和中央联合政府，联盟党领袖开始重新考虑竞选策略。总理敦·拉扎克提出，由各政党组成“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共同管理国家。1974年6月1日，国民阵线正式注册，取代马华印联盟党，其成员包括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伊斯兰党、民政党等11个政党。其中，巫统首要地位，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的地位相对削弱。其政治主张是：消除贫穷，在种族和谐、团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廉洁、公平与繁荣的马来西亚。国阵的组织方式是各成员党平时仍独立存在，由各成员党主席组成国民阵线最高理事会，作为国阵的最高执行机构，定期研究国内外形势及应当采取的政策，以吐故纳新的方式处理成员党与国阵之间以及成员党之间的问题。国阵设主席和秘书长，长期由巫统主席和巫统署理主席分别担任。 国阵的成立加强了执政党的地位和控制全国局势的实力，对确保马来西亚政局稳定意义重大。由于阵容强大，实力雄厚，国阵在1974年的大选中首次参选就旗开得胜，获得154个席位中的135席以及60%的得票率，成功避免了1969年大选出现的局势失控情况。此后，国阵在历次大选中均获胜，至今仍是马来西亚的执政党联盟。国阵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巫统在政党联盟的核心地位，而马华公会则从三党联盟中的第二大党成为多党联盟中的大党之一，地位明显削弱，巫统一党独大的局面由此形成。 二 马哈蒂尔时期的马来西亚 1976年1月，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拉扎克病逝，侯赛因·奥恩继任总理。1981年，侯赛因因健康原因辞去总理职务，其副手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国防部长、巫统主席、国阵主席等职，马来西亚进入了马哈蒂尔时代。 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问题。由于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经济起伏很大，1985年出现独立以来首次负增长(-1%)。1986年经济增长率处于2%的低水平。当时，投资不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市场混乱，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新旧矛盾激化，并引发出严重的政治社会事件。 巫统分裂，并被宣布为非法是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及一连串金融丑闻的冲击下，巫统领导层的斗争日益激化，马哈蒂尔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政局的稳定也受到威胁。首先对马哈蒂尔提出挑战的是副总理慕沙·希塔姆，结果以慕沙·希塔姆于1986年辞职而告终，马哈蒂尔在党内的权威暂时得以维持。在1987年4月的巫统选举中，东姑·拉沙里又与马哈蒂尔竞争主席职位，结果，拉沙里获718票，马哈蒂尔获761票。马哈蒂尔仅以微弱多数票勉强保住主席职位，在党内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为阻止党内反对派势力继续发展，马哈蒂尔利用继任巫统主席的有利时机，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清除了在中央政府里各级巫统组织中任要职的反对派人物，拉沙里本人也被迫辞去了贸易及工业部长之职。反对派则向法院提出上诉，以部分巫统支部没有注册为理由，要求宣布巫统的党内选举无效，巫统的分裂公开化。1988年2月4日，巫统因少数基层组织未经注册参加选举而触犯社团注册法令，被最高法院宣判为非法组织。1987年1月24日，第38届巫统大会及其选举也被宣布无效。主要执政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罕见的。这是马来亚独立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以马哈蒂尔为首的主流派立即以“新巫统”名称重新申请注册，2月15日获准，翌日正式成立了“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亦称“新巫统”)。马哈蒂尔相继任新巫统主席、国民阵线主席、政府总理。他以果断的措施解决了这场政治危机，成功地维护了政局的稳定。 以拉沙里为首的反对派被排斥于新巫统之外，他们于1989年5月获准注册成立另外一个名为“四六精神党”的新政党，巫统正式分裂。四六精神党宜称以1946年成立的巫统党纲的基本精神、斗争宗旨、组织与活动原则等为准绳，发扬其作风与传统，故而得名。该党此后成为新巫统的主要对手之一，但一直未能对新巫统的执政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此外，当时国阵还受到“华小高职”等事件的冲击。“华教”问题历来是马华两族争议的主要问题之一。20 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济衰退使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新旧矛盾激化。1987年9月，教育部派出大批不懂华文的人员到多所华文小学担任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职务，被华人社会视为通过行政命令迫使华文小学变质，引起华人朝野政党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10月11日，马华公会、民政党、民行党等华人社团成立“华团政党行动委员会”，通过全面解决“华小高职事件”的原则和立场，强调华文小学是教育机构，应由懂华语的人担任行政职务，语文必须是华文。委员会要求政府在12月31日前解决问题，否则将展开挽救华文小学的全国行动。朝野政党与主要华人社团联合一致，这在当代华人历史上是罕见的。10月15～17日，各地发生华文小学罢课的事件，马华两族之间对抗情绪加剧。10月18日晚，吉隆坡秋查路的枪杀事件(实际与种族矛盾无关)引起了全国恐慌，谣言四起，险些酿成第二次“5·13”事件。后来，政府实施《国内安全法》，扣留100多人，封闭报馆、禁止集会等，并承诺改变华小高级职务派遣方案，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与此同时，马来亚共产党向政府缴械投降。1989年12月2日，马来西亚与泰国同马来亚共产党在泰国南部的合艾市签署两项关于在泰、马边境地区和马来西亚境内停止一切武装活动和实现和平的共同协议，结束了30多年的国内战争。1990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又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最后一批武装人员达成协议，结束了武装斗争。这些成果的取得有利于国内稳定，为马来西亚经济腾飞和现代化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政治危机，马来西亚进入了顺利发展时期，政局稳定，社会安宁，马哈蒂尔和国民阵线政府的威信越来越高。巫统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首先，在经济上，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资大量涌入，以及政府的各项决策实施，马来西亚经济从1987年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1990年经济增长高达9.8%，此后几年均保持在8%以上。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先后推出第六个马来西亚五年计划(1991～1995)、第二个马来西亚远景计划纲要(1991～2000)和“2020宏愿”(1991～2020)等发展计划，要求努力奋斗，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2020年前把马来西亚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 政治上，新巫统的地位不断加强。为壮大自身力量，新巫统自成立以来大力发展新党员。在除去反对派的牵制力量之后，新巫统内部更加团结，加上奉行各项宽松务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社会矛盾得以缓和。新巫统威望大增，党员发展工作成效显著。到1991年11月，党员总数已增至170万人，分布在全国9000多个基层组织中，还在沙巴州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此外，新巫统还建立健全了党内组织机构，设立中央最高理事会、州联络委员会、区部(按国会选区划分)和支部4级组织。最高理事会由25人组成，下设7个工作局，即政治局、财政局、经济局、教育局、宗教局、文化及社会福利局、劳工和工会事务局。此外，还设有纪律委员会、新闻与选举联络委员会等。新巫统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机构每三年改选一次。 1988年10月28日，新巫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以马哈蒂尔为首的最高理事会的任期延长至1990年12月，其间不搞选举。1990年12月1日，新巫统第一次进行中央机构改选，马哈蒂尔蝉联主席，原署理主席加法尔·巴巴蝉联署理主席，保持了中央领导层的稳定。1993年11月4日，新巫统进行中央换届选举，马哈蒂尔蝉联主席。46岁的财政部长、原副主席易卜拉欣·安瓦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署理主席，同时升任副总理，成为马哈蒂尔的接班人。大会还选出了丹斯里·慕尤汀等3位副主席和25位最高理事会成员，一大批年轻人进入领导层。1996年10月，巫统举行换届选举，马哈蒂尔和安瓦尔连任。1997年，新巫统获准使用旧名称。这样巫统又成为马来西亚的主要执政党。 其次，国民阵线政府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政局保持了稳定。在1990年马来西亚大选中，国民阵线在下议院180个议席中取得了127席，占总席位的71%，比上届选举中的140个席位有所减少。不仅马华公会没有起色，连巫统也只得71席，比1986年的83席减少了12席。而反对党的席位却从1986年的29席增加到53席，增加了83%。四六精神党与伊斯兰党一起牢固地控制了吉兰丹州，成为新巫统的主要威胁之一。但国阵的地位依然牢固。在13个州立法议会中，除在沙巴和吉兰丹两州败给反对党外，在其他11个州均取得多数席位而执政。这样，国民阵线政府在经历了80年代的严峻考验之后，90年代初已进一步巩固了统治地位。四六精神党取代巫统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为了扭转1990年大选的不利局面，国阵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对华实行开放政策等。加上90年代上半期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马中关系迅遭发展等原因，马哈蒂尔总理和国民阵线政府的威信越来越高，其执政地位更加巩固。1995年4月，在马来西亚第9次全国大选中，国民阵线取得压倒性胜利，在下议院192个席位中取得161席，占总席位的84%；国阵得票率为63.3%，创历次大选的最好成绩。在同时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国阵获得394个席位中的338席，大大超过上届的257席，从而得以在除吉兰丹以外的各州执政。马哈蒂尔本人连续第四次就任总理。1996年5月巫统50周年党庆时，四六精神党集体回归巫统，巫统力量更为壮大，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宁。马哈蒂尔的威望如日中天，被人们称为马来西亚的“工业化之父”。其副手安瓦尔在1993年的选举中以绝对优势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被认为是马哈蒂尔最适合的接班人。国阵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外交上，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马来西亚政府在多种场合旗帜鲜明地维护本国和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张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赞许，国际威望不断提高。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对马来西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1998年，安瓦尔被捕则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了极大影响。1998年9月2日下午，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仍像以往一样工作。当晚8点，马新社与电台同时播发了总理府的声明，称安瓦尔已被革除副总理和财政部长职务。次日深夜，巫统宣布撤销安瓦尔署理主席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9月3日，媒体报道安瓦尔曾涉及同性恋、企图引诱他人妻子、接受6000万林吉特贿赂款等问题。警方透露安瓦尔曾试图干扰警方调查，拟将此案提交律政司署，安瓦尔面临被逮捕的危险。随后，与安瓦尔关系密切的6人先后被捕。9月20日晚上，在安瓦尔于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引发示威群众与警方冲突后，其在家中被捕。检方随即起诉其10项罪名，其中5项是舞弊罪，5项为“非自然性行为罪”，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是不可饶恕之罪行。有关控罪于11月2日由吉隆坡最高法院审理，历时77天，召集40多名证人。1999年4月14日，法庭做出判决，判定安瓦尔舞弊罪成立，入狱6年，服刑从当天算起。按照马来西亚法律，安瓦尔要到2005年4月14日才能出狱，而且出狱后5年内不准从政。 “安瓦尔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美、英等国媒体多次进行报道，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要求旁听对安瓦尔的审判。1999年4月，安瓦尔被判处6年徒刑后，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对此表示“感到悲伤”。新西兰外长发表声明称审判令马来西亚和国际社会感到不悦。后来，国际社会一直非常关注安瓦尔的境遇。2000年9月，安瓦尔因另一项“非自然性行为罪”被判入狱9年，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抨击。安瓦尔事件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马来西亚国内原有的政治改革呼声，因这一事件转化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运动，简称“烈火莫熄运动”(Reformasi)。从被革职的翌日开始，安瓦尔就不断向民众发表演讲，其发表的“七点宣言”成为后来政改运动的初步纲领。从此，政改运动从当初的口号变成一个有明确目的的运动，后来提出了要求马哈蒂尔下台的口号。政改运动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催生了以安瓦尔妻子旺·阿兹莎为首的“人民公正党”(简称“公正党”)。该党于1999年4月4日成立。安瓦尔不是党员，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该党吸引了大批安瓦尔的支持者，到1999年底进行大选时，据说该党已有40万人。他们发起“烈火莫熄”运动，长期进行街头示威，国内政局激烈动荡。此外，国阵还面临反对党结盟的挑战。公正党和马来西亚老牌反对党——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印度裔的人民党组织了“替代阵线”，全面对抗国阵。由于安瓦尔事件，巫统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的分歧表面化，部分巫统党员退党，加人公正党和伊斯兰党，不少党员思想陷于混乱。1999年大选前夕，反对党的制约和经济衰退的形势，使国阵在大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国阵因此采取各种竞选策略，包括推举巴达维为副总理，维系党和政府的团结：增设人权委员会、提出减税和加薪，缓解民怨；大打发展牌和稳定牌，大力发展经济；选择经济明显好转、青年选民还没有投票权的最佳时机进行大选等。1999年11月20日，国阵突然宣布将在11月29日举行大选。 11月30日，第十届大选结果揭晓，国阵再度获胜，赢得193个国会席位中的148席，掌握了3/4以上的席位，实现了该竞控制国会23以上席位的预期目标，马路蒂尔再度以多数党领袖身份辨乐总理。反对党联” 仅获得42席，另一反对党沙巴团结党获得其余3席。但是，由于经历了安瓦尔事件和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前的政治形势比较，大选后的马来西亚政局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次大选因此也被称为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分水岭”。变化突出表现在巫统失去马来人的绝对支持。1999年大选后国阵的国会议席减少了16席，巫统不仅没有夺回马来人聚居的吉兰丹州政权，还失去了执政多年的马来选民密集的登嘉楼州的政权，多个巫统的部长、副部长落选，一些获胜部长的选票也大大减少。据统计，巫统仅获得了47%的马来人的选票，而反对党获得的马来人的选票却超过50%。代表巫统竞选的伊斯兰教学者、政党领袖纷纷落败，而伊斯兰党获得空前胜利。选举结果说明，马来选民出现了大分裂，马来人不再像以往那样一边倒支持巫统，巫统作为马来人的代言人和保护者的政治地位以及在伊斯兰教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均开始出现动摇。 三 后马哈蒂尔时代的马来西亚 2002年6月22日，在巫统代表大会进入尾声之际，党主席马哈蒂尔突然宣布辞去党和国阵(执政联盟)主席职务，并情绪激动，泣不成声，顿时引起2000多名代表的惊慌，巫统领导人更是纷纷冲上前去劝阻，致使大会一度中断。30分钟后，巫统理主席、内阁副总理巴达维宣布马哈蒂尔已接受众人挽留。但3天后，巫统又郑重地宣布马哈蒂尔将在2003年10月后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副总理巴达维将在16个月后，接任总理、巫统及国阵主席职务。这使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巨大震动，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巴达维出生于马来西亚华人聚居区槟榔屿的一个巫统世家，母亲有华人血统。他性格温和、谦逊，作风民主，享有“廉洁先生”的美名，在党内元老派和少壮派中都有较高声望。他从政多年，曾担任过多个党内和政府要职，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被誉为政坛的“常青树”。曾参加过反对党的政治家詹德拉说：“多数马来西亚人将接受他作为马来西亚的下一任国家领袖，因为他体现了诚实、善良、公平的价值观。他不是终日标榜宗教的人，但心里却是虔诚的教徒。”但也有舆论认为，巴达维虽然被确定为马疗带尔的接班人，但乐统内部却是睛流汹涌，未来16个月的过战期，仍有很大变数。人们普遍担心巫统发生权力之争影响稳定。第一，曾有美论称巴达维峡乏强硬手腕，没有管理经济的经验，基层势力薄弱，有可能受到巫统副主席纳吉、泰益或其他资深领袖的挑战。当时国内媒体纷纷指出巴达维接班后，最大的挑战将来自他如何挑选副总理。巫统有三名副主席，即国防部长纳吉、国内贸易和消费者事务部长慕尤丁及前雪兰栽州务大臣泰益，根据传统，巴达维必须从他们之中挑选一名副手。第二，人们还怀疑在伊斯兰党可能转向强硬路线的局势下，巴达维能否带领巫统抗衡伊斯兰党的攻势。第三，随着伊斯兰党新领导人上台，推行强硬的伊斯兰路线，巫统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斗争也会更加激烈，双方将在地区议员补选和下届大选中一争高下。第四，安瓦尔的案子还没有最后终结，一些根据“内安法令”逮捕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尚未审判，他们的支持者也可能伺机而动。这些因素都有可能造成政局不稳定。2003年10月31日，马哈蒂尔辞去党政职务，巴达维副总理接任总理及国阵、巫统主席，政权平稳过渡，巴达维延续马哈蒂尔的既定内外政策，同时加强政府的机构整顿和廉政建设，强调全民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发展成果，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和支持。
2004年3月，马来西亚提前举行第11届全国大选，国阵创下历届大选的最好成绩，赢得219个国会议席中的199席和505个州议席中的452席。巴达维蜂联总理，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除巴这维本人的形象清康、开明外，还有马来西亚经济的恢复和反对党伊斯兰党的极端主张失去民心。 巴达推自2003年11月1日接替马哈蒂尔出任总理以来，向世人限示了其杰出的治国才能。对内他秉持“廉法政府”和“温和穆斯林可多元种族民主国家”的思想，大刀阔斧地想治贪污腐败，革除团法用”，滑领强统和国民阵线赢得历史性的大速，并子2004年9月2日进人意精抱释放了被物押6年的前副总理安尾尔，引起国际社会广泛火活。对外他向世人展示了“刚柔并济、灵活务实”的独特风格，强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逐步化解马哈带尔在农的各实的独特风能的营造了马西亚的新局面。 第一，顺应民意，惩治腐败。在马国政坛，巴达维奉公守法、清廉正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担任总理后，更以“廉洁政府”为理念，强化肃贪工作，提高国人对政府的信心。马哈蒂尔执政期间喜搞形象工程，常以亲疏任人，在其任期届满时，马哈蒂尔仍批准由关系户承包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基建项目——涉及38亿美元的铁路改造工程，引起民间非议。巴达维上台后，狠刹任人唯亲风气，以“效果难以确定”为由，果断搁置了该项目。同时，政府斥资1700万林吉特(约445万美元)成立了东南亚 第一所反贪污学院，2003年底加入了联合国反贪污公约，随后筹建了国家公共道德学院，并在警察系统建立了忠诚委员会，监督执法犯法行为，大力健全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机制。为打击民怨较大的贪污腐败行为，巴达维顶住压力，不惜触动马哈蒂尔在位时的元老，成功挖出了前土地及合作发展部部长卡西塔·加德丹在内的一批贪官，以贪污罪起诉了前国营钢铁公司董事长谢英福，指控其于1994年通过一家空头公司，将7640万林吉特(约2000万美元)转移到国外。该案成为巴达维上任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大的贪污舞弊案，极大地震慑了贪污分子，也大大增强了外资企业的投资信心。2004年2月，曾于上年以“财政政策不透明”为由宣布取消对马来西亚投资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宣布，将重新考虑向马来西亚投资，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也提高了对马来西亚政府债券的信用评级。 第二，争取民心，赢得大选。巴达维一上台，即面临团结和带领巫统赢得2004年3月的全国大选的重任。马哈蒂尔在位期间，因罢黜安瓦尔并将其下狱治罪，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伊斯兰党乘机坐大，成为该国最大的反对党，并导致巫统在1999年大选中遭遇严重的执政危机。巴达维执政后，利用政府和巫统掌握舆论主导权的优势，坚决回击伊斯兰党，呼吁国民拥护巫统关于走温和穆斯林路线的主张，建设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多元种族和谐相处的民主国家”。为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巴达维果断撤换了对在野党反击不力的《新海峡时报》主编。各主流媒体大量报道“伊斯兰教国情侣在公开场合牵手将受处罚”“伊斯兰教国国民将无法享受沙滩浴”，以生活中的小事揭露反对党的极端思想，争取选民。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下，多数国民均认为，反对党的主张不符合民众维护社会稳定、延续经济繁荣的呼声，纷纷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巫统和国阵。在全国大选中，伊斯兰党遭遇“滑铁卢”，国会议席由原来的27席锐减为7席，党主席阿卜杜拉·哈迪·阿旺丧失了在国会中的席位，公正党(党主磨为安瓦尔之妻旺·阿兹莎)则失去了所有的国会议席。而国阵则以近90%的绝对优势赢得全部219个国会议席中的198个，并夺回对登嘉楼州的控制权。 第三，促进马中战略合作关系长足发展。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巴达维深刻认识到华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尤其考虑到华人与中国的紧密联系，采取了比前任更为灵活、宽松的华人政策。2005年中国春节期间，巴达维返回华人聚居的老家槟榔屿给乡亲拜年，给华人留下良好印象。巴达维宣布削减华商应缴税额、增加政府补贴、为华文学校增加拨款，并允诺重新审核华文小学改用英语授课问题，并在马中经济大会上强调“华人是沟通大马和中国的桥梁，我希望他们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马哈蒂尔执政时期，中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均保持良好关系。巴达维上任后，更加重视中马关系，称“马来西亚需要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为配合马来西亚提出的“2020宏愿”，巴达维在2003年9月上任前即专程访华，与中国签署了农业、经贸、科技、旅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协议。2005年5月31日为中马建交30周年纪念日，巴达维再次访问中国，这是巴达维赢得大选后出访的第一个非东盟国家，充分显示了对中国的重视。这表明中国在巴达维的外交战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请华期间，巴达维承认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并与中方达成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的共识。2005年8月底，中国和马来西亚签署了《国防与安全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双方政治互信和军事合作迈上历史的新台阶。 第四，马美关系趋于稳定，改善大马外部生存环境。前总理马给带务个性鲜明、收作敢为，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蒙支持，但也引国来国的不悦。与马哈蒂尔相比，巴达维比较详录外交接巧，外表斯文母的理藏针。上台初期，巴达维在公开场合对美出海荡被，使西力媒体失去岁话题。2003年初，巴达维之子被媒体披露“可能参与”利比亚核武器部件走私笨，立即引来西方媒体关注，不少人担忧马美又将有一场风波。然而，巴达维却采取“以理服人、避免争吵”的策略，先是宣布成立独立调查组，继而公布调查结果，以事实说话，让西方媒体无话可说。随着伊拉克局势恶化，美军虐囚丑闻曝光，布什总统急欲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伊斯兰国家支持，这时巴达维又于2004年7月下旬不失时机地出访美、法、英三国，对美允诺“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将向伊派遣一支大规模医疗队。此举对美国犹如雪中送炭，小布什对巴达维的印象大为改观。巴达维虽然做出一些政策调整，但仍坚决维护不结盟原则和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宗教的核心利益。访问美国时，巴达维虽然表示马来西亚将参与伊拉克重建并派出医疗队，但表示“不会派维和部队前往伊拉克”。同时，马来西亚还以不结盟运动和第十届伊斯兰教会议组织两个主席国的身份，主动扮演第三世界代言人和伊斯兰国家代表的角色，称“伊斯兰教没有鼓吹极端主义，因为伊斯兰教是生活的一部分”。巴达维称，冷战后不结盟运动不断面临新挑战和新问题，必须根据形势调整政策，保持其活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巴达维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损害了不结盟运动的利益，必须坚决反对，否则不结盟运动将会被边缘化。 2008年3月8日，马来西亚举行第十二届全国大选，国阵与在野党角逐222个国会议席和505个州议会议席。这是自巴达维2003年10月接任总理以来的第二次全国大选，也是前副总理安瓦尔恢复议员资格前，执政党面临的形势最严峻的一次选举。3月9日，大选结果公布，执政党经受了30年来最大败绩，政坛风暴在所难免。在国会选举中，国阵获得222个国会席位的140个，失掉国会2/3多数席位地位，比2004年大选少58席，包括新闻部长再努丁在内的4名部长、11名副部长和7名政务次长落败。其中巫统获79席，比2004年少30席；马华公会获15席，比上届大选减少半数；印度人国大党仅获3席，主席三美维鲁惨败。反对党方面，人民公正党赢得国会31席，成为最大反对党；民行党28席，伊斯兰党23席，共计82席，比2004年大选多获62席，仅差30席就可加入执政联盟。在州议会选举中，国阵仅获得505个州议席的307个席位，失去槟椰屿、雪兰我、霹雳、吉打、吉兰丹5个州的执政权。其中巫统获239席，比2004年减少近70席；马华公会获31席，减少45席；印度人国大党获7席，减少一半还多；反对党获得196席。 2008年3月19日，巴达维宜誓就任总理，并公布内阁名单。国阵各成员党共有64人出任27个部门正副部长。主要政党巫统、马华公会、民政党及国大党入阁代表明显比上届减少，仅获24名部长及27名副部长。东马沙巴、沙捞越国阵成员党由于在大选中立下汗马功劳，获4名部长及8名副部长，比上届大选后所获官职增多。与上届内阁相比，巫统部长从20人减至19人、副部长从18人减至17人；马华公会部长人数与上届持平，但副部长则从9人减至6人；国大党部长人数维持上届水平，但副部长由3人减至2人；民政党失去仅有的1名部长，副部长也由3人减至2人。 200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局出现动荡。第一，马来王室伺机干扰政权，企图东山再起。马哈蒂尔统治时期，曾于1983年、1993年两度启动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元首的国会立法权、免控权和部分豁免权，全面打击苏丹势力。巴达维政府时期，王室势力有所抬头。在2008年大选之前，马来苏丹曾多次阻碍政府运作。在3月国家和州议会解散前后，总理巴达维曾亲赴新山皇宫会见柔佛州苏丹，要求撤换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但柔佛苏丹力挺阿都干尼。这是王室第二度保住阿都干尼的地位。大选过后，多名苏丹干扰州政府筹组，致使王室与巫统关系产生波澜。在玻璃市州，虽然国阵重新执政，但当地统治者“拉惹”(Raja)不同意巫统推荐的州务大臣人选，反而利用当地巫统派系分歧，拉拢州议员另立人选。东部海岸的登嘉楼州苏丹、时任国家元首米赞·扎伊纳尔·阿比丁不满原任大臣依德里斯，不顾国阵大多数议员意愿，委任阿末·赛益取代依德里斯出任州务大臣。在中部的雪兰我州，王室反对委任非伊斯兰教徒出任副大臣，要求州政府的马来裔行政议员必须达到半数，此举不符合宠政，也有碍民选政府权限。 第二，部分马来人倒向反对党。从“308大选”(3月8日大选)国阵的支持率可看出，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根基受到冲击。据统计，各族选民对国阵的支持率大跌，华裔从65%跌至35%，印裔从82%跌至47%，马来人世从63%下滑至58%。马来人支持率下滑意味着有相当部分的马来人已倒向反对党，这是30多年来马来人最严重的一次分裂。此外，在2009年1月的登嘉楼州的补选也是如此。虽然补选前民意调查显示华人选民倾向伊斯兰党，但该党在补选中却依靠马来票取胜。舆论认为，这再次表明马来西亚选民越来越懂得评估政府的表现。 第三，巫统分裂。大选后，多名巫统领袖对党内提名的“配额制”产生严重分歧。包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巫统副主席慕尤丁在内的多名柔佛州和沙巴州巫统领袖公开表示支持废除配额制，重新进行权力分配；而以巫统宣传主任、乡村与区域发展部长莫哈末泰益，巫统最高理事、企业与合作社发展部长诺奥玛等为首的巫统党员则主张保留配额制，党内分歧显现。同时，巫统两个派系的斗争白热化。一方是以前总理马哈蒂尔和前财长东姑·拉沙里为首的反巴达维派。该派频频炮轰巴达维政权傲慢，控制主流媒体，压制批评，嘲讽巴达维的女婿凯利影响国阵候选人名单，指责巴达维把整个国家纳入一个家庭的管治中，呼吁巴达维效仿第一、二任巫统主席，为败选负全责，交权下台。马哈蒂尔的儿子慕克力也促请巴达维辞职。4月1日，马哈蒂尔与雪兰義前州务大臣莫哈末基尔同台举行巫统大选败绩点评讲座，力挺副总理纳吉布、巫统副主席兼贸工部长慕尤丁出任巫统主席和署理主席。5月19日，马哈蒂尔退出巫统，以示不满。9月17日，巴达维迫于各方压力，与副总理纳吉布调换兼职部门，纳吉布出任财政部长，巴达维出任国防部长，在内外交困中交出财政大权，为交权铺平道路。9月18日，巴达维在巫统最高理事会上受到包括马哈蒂尔派在内的所有倒巴达维势力的围攻，巫统副主席慕尤丁促请巴达维交权。9月25日，巴达维宣布党内领导人选举推迟至2009年3月。10月8日，巴达维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巫统主席，将于2009年3月31日交权于纳吉布。但支持巴达维派系的巫统势力则极力抵抗。副总理纳吉布多次表示支持巴达维政权，实现权力转移有序进行，确保党的利益不受影响。内政部长哈米德也坚决拥护巴达维，全力协助总理完成工作。面对安瓦尔的进攻，哈米德义无反顾地支持巴达维，协助警方调查安瓦尔的鸡奸案。此外，巫统控制的两大报业集团—“马来西亚先锋报集团”和“新海峡时报集团”也各持立场。由巫统保守激进派系控制的《马来西变先锋报》热衷于报道“权力转移计划”，频频批评巴达维；而巴达维泥条主导的马来文《每日新闻》和英文《新海峡时报》则低调处理不利于窗阵和巴达维的新闻，鲜有批评内容。除巫统内斗外，国阵成员党也开的分裂。2008年9月17日，沙巴进步党宣布退出国阵，成为“308大选”后 第一个倒戈的国阵成员党。进步党的退出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实际上，进步党对国阵的不满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6月18日，该党就曾表示支持向巴达维投不信任票，推翻政府。此后，国阵便把该党摒除在外，连续多次拒绝邀请该党出席国阵最高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此举成为沙巴进步党退出国阵的导火索。此外，进步党还对国阵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心存怨恨。该党主席杨德利曾谴责国阵滥用中央和州政府经济资源，企图以分化策略打击沙巴进步党、鼓动进步党党员和领袖破坏该党。杨德利要求政府正视沙巴问题，包括归还沙巴20%的石油税及纳闽地区，检讨政府在沙巴推行的不公平的联邦法令，解决沙巴非法移民问题等。 第四，反对党咄咄逼人，扬言“变天”。4月1日，马来西亚三个在野党人民公正党、民行党、伊斯兰党组建“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民联)，向入主中央政府之路迈进。与巫统激进势力主张“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至上的政治理念不同，民联主张“人民主权”(Ketuanan Rakyat)，坚持多元种族路线，主张废除“新经济政策”，深受民众欢迎。大选后，最大反对党——人民公正党顾问、前副总理安瓦尔宜称已经拉拢到“足够”的国阵国会议员，人民联盟最迟可在2009年9月16日夺取中央政权。8月26日，安瓦尔赢得巴东埔国会议席补选，当选国会议员。安瓦尔出任人民联盟主席，成为反对党实权领袖，启动“9，16变天计划”。为对付安瓦尔“变天”，总理巴达维强力谴责反对党收买国会议员，并于6月底再次以“鸡奸罪”指控安瓦尔。9月，巴达维实确对国阵议员的24小时“约束”，安排部分国阵后座议员“出国考察”，止反对派拉拢。安瓦尔“变天”计划胎死腹中。 第五，华人政党面临痛苦转型。马华公会在大选中竞选40个国会议席和90个州议席，结果仅赢得15个国会席位和31个州议席，遭遇惨收。大注后，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宣布对马华败选负责，决定不再担任部长或任何官职。马华公会高层也开始反思马华公会在国阵中的地位。在10月党选中当选副总会长的廖中莱建议国阵将署理主席职位增加到两个，其中一个由马华公会领袖担任，以更有效地反映各成员党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彻底改善施政方针和党政机关结构。马华公会中央代表、横神屿前巴东拉浪州议员陈德钦则呼吁领导层与巫统谈判，争取更有实权的副总理职位。马华公会中央领导层针对未来政治发展趋势，提出以“转型”作为马华公会政治斗争的大方向，坚持“单一种族政党和多元种族路线”政治理念，以“民主、民权、民生、民愿”为四大核心价值，朝向“全民共治，各族分享”的大方向转型，回应民众的求变信息。10月18日，马华公会举行党选，原副总会长翁诗杰以1429票当选总会长；曾在2008年元旦因性爱光碟丑闻辞职的卫生部长蔡细历当选署理总会长。翁诗杰担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后，马华公会形成“翁诗杰派”和“蔡细历派”。此后，翁派频频在不同场合攻击蔡细历，马华公会高层出现分裂。10月20日，马华公会举行代表大会，蔡细历在大会中就党选期间发生的“争斗事件”表态，称不会影响他与翁诗杰的合作；11月10日，翁诗杰在《政海独白》发表专栏文章，猛批蔡细历是活跃在闪光灯下的“道德败坏者”。之后，蔡细历多次在马华总部发表言论，企图缓和与翁诗杰的关系，但也指责翁不应以忙于国家和政党事务避而不谈“翁蔡合作”，翁蔡之争一度进入白热化。 2009年3月24～28日，巫统举行最高理事会，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副总理纳吉布不战而胜当选巫统主席，并于4月3日宣誓就任马来西亚第六任总理。纳吉布出生于1953年7月23日，父亲是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拉扎克。在1976年他父亲过世的那一年，就首次递补其父亲的席位而当选国会议员，成为马来西亚最年轻(23岁)的国会议员。1978年，纳吉布就任能源咨询及邮政部的副部长。之后，纳吉布历任政府要职，包括教育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及部长、文化青年及运动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和副总理。纳吉布虽从政资历丰富，却面临马来西亚最严峻的政治及经济挑战。这与其父亲的经历颇为相似。拉扎克总理上任时，也面临巫统及国民阵线在1969年选举中的挫败。他上任后全力推动造福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纳吉布总理也是在巫统及国民阵线遭受2008年4月选格的空前挫折的情况下上任的。但当时其父亲面对的是马来人的不安全感，因而大力提倡马来种族主义。如今纳吉布面对的却是华人对执政党的不满。在20世纪70年代，拉扎克总理有马来人的支持，如今纳吉布却面对分裂的马来人群体。此外，当时拉扎克所处的国际环境较为有利，因为正值全球经济发展。但如今纳吉布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的不景气，马来人及华人都要求改善经济。纳吉布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 在危难关头，纳吉布果断采取改革措施。第一，一改巫统独大格局，建立高效、亲民政府。纳吉布上台后，提出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以民为先、以表现为主”的内阁，展现马来西亚政治的“新思维”。即主张种族团结，相互尊重与信任，不让任何一个民族掉队，改变马来人优先的种族政治格局；倾听民意，关注民生，消除贫穷，提高全民实际收入，让全民参与国家政治进程，扩大全民讨论空间及平台，为此纳吉布专门开通博客与民众交流。另外，纳吉布承诺政府将修改40项重要法令，让权益回归人民；政府不可滥权，不可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要以实际行动满足人民要求，特设绩效制评估、总理府部长监督、总理亲自审查的新政府行政监督机制。 第二，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经济衰退。一是设立经济顾问理事会。理事会直接向总理汇报工作，负责向政府提供独立及客观的专业咨询服务，以克服经济危机。二是任命经验丰富者掌管财经官职。新内阁中，纳吉布亲任财长，其第二财长、国际贸工部长和经济策划局长均在巴达维和马哈影尔内阁中担任副财长，从政经验丰富。此项任命有助于加大经济刺激配套的执行力，保证各项工程如期推动，应对经济衰退。三是推出刺激经济的套网站，民众可在网站查询前两次经济刺激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管政府政，提供咨询意见。 第三，缓和民族情绪和种族不盾，纳吉布上台后宣布撤销对反对党主管的两家新闻刊物的停刊令，缓和反对党的对抗情请，争取马来人支持与此同时，宣布释放13名根据内安法逮捕的疑犯，并称政府将对内安占进行全面审查，这是马来西亚首次对颇有争议的内安法进行反思检讨。此外，新政府撤销30%土著股权限制，以吸引更多投资、人才、技术，并制造就业机会。为此，政府开放27个服务业次领域，规定上市公司可持有超过30%股份，外商在马来西亚投资可不必再与马来人为合作伙伴。同时，纳吉布还多次表示将对保护马来人权益的新经济政策实施改革。 第四，理性处理南海问题。2008年3月5日，即将卸任的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突然访问南海，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马称“拉央拉央岛”)和光星仔礁(马称“乌比乌比礁”)宣示主权。中马关系顿时紧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希望有关国家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不要采取可能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的行动，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纳吉布上台后，表示愿继承先父对华传统，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努力提升中马关系。首先，积极改善与国内华人的关系。就任总理前，纳吉布访问华人最大报刊《星洲日报》，向华社表示善意，争取华人支持；就任总理后，纳吉布访问吉隆坡唐人街，受到华人热烈欢迎。而后，他又开通华文博客，积极与华人交流。同时，巫统网站也增设华文栏目，向华社传达巫统和国阵的政策信息。此外，在新内阁中，纳吉布任命民政党主席许子根为总理府部长，监督政府绩效制和处理种族问题。其次，重视汉语教育，掀起中文教学改革。纳吉布表示中国已成为经济强国并将日益强大，汉语正成为重要国际语言，鼓励马来西亚人学习汉语，以在全球化趋势下增强马来西亚的竞争力，扩大经商网络，增加就业机会。4月，政府批准新纪元学院使用中文教学，掀起了马来西亚历史上首次高等院校中文教学改革。最后，积极处理南海问题。纳吉布借中马建交35周年之际访华，为推动中马关系发展做出贡献。他表示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处理南海问题，加强双边合作，扭转中马贸易下滑趋势。 在“一个马来西亚”政策的指导下，纳吉布又连续推出了经济转型计划和政府转型计划，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在纳吉布的第一任期内(2009～2013)，马来西亚局势稳定，经济也逐渐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但马来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马来人保守派甚至组建了“土著权威组织”，以捍卫马来土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这使得纳吉有的诸多经济政策未能全面有效执行。但纳吉布仍然坚持推进改革，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2012年4月17日，国会正式通过《2012年安全罪行法案(特别措施)》，取代一直颇受争议的《1960年内安法令》。新的安全法旨在加强执法单位的情报协调，以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尤其是在应对涉及的家安全的事故，如恐怖威胁时，更需要这类法令保障国人的安全。 2013年5月，马来西亚举行全国大选。国阵在222个国会议席中获得133席，继续执政，反对派人民联盟仅获89席，未能赢得执政权。此后，人民联盟在安瓦尔领导下与国阵的斗争进一步激化。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双方围绕多个地方议席的补选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国阵在补选中略占优势。2014年起，人民联盟中的伊斯兰党持续推动在吉兰丹州实施所谓的伊斯兰教刑法(Hudud)，引起人民联盟的内讧和全民的反对，反对派实力因此受到削弱。加之2015年初，政府以“鸡奸罪”逮捕反对派领袖安瓦尔，反对派遭受沉痛一击。但同年3月，巫统亦开始内讧。马哈蒂尔指责“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纳吉布为该公司顾问委员会主席)财务巨额亏损，给政府造成重大损失，要求纳吉布辞职下台。随后，美国《华尔街日报》爆料，约7亿美元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流入纳吉布的私人账户，引起全国的反纳吉布运动。为稳定局势，纳吉布于7月28日改组内阁，撤换了包括副总理慕尤丁在内的多名内阁部长及总检察长阿都干尼，由内政部长扎希德出任副总理。同时，纳吉布还通过巫统各级支部大搞党内团结。反对派则持续向纳吉布施压，马哈蒂尔甚至参加了8月的民众反政府游行。但纳吉布凭借党内主要力量和关键内阁部长的支持，最终稳定政局。与此同时，反对派联盟分裂加剧。9月，人民联盟解散，成立了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从伊斯兰党分裂出来的国家诚信党组成的“希望联盟”，继续与政府对抗。“希望眼在人民公正党主席旺·阿兹涉领导下，在国会发起了对纳吉布的不信任按票，但不信任投票动汉最终未能在国会启动。2016年1月，“希望聚盟”在古降坡签署协议。在新协议下，“希望联盟”3党领袖同意摒弃”异中来同”原则，明确任何决定领建立在共调少全材照机强在共同决策，政治团结、纠纷处理、共同政纲、大选进程、政府及反对党路线图和结盟有效性等方面的合作。2月29日，马哈蒂尔宣布退出巫统，进一步对纳吉布施压，企图逼迫纳吉布退位。而纳吉布则继续排除异己、巩固政权，与反对派针锋相对。2016年6月，巫统最高理事会决定开除前副总理、巫统署理主席慕尤丁及马哈蒂尔的儿子——穆克利兹的党籍，并冻结副主席沙菲益·阿达的党籍。同时，政府决定停止资助马哈蒂尔的首要领导基金会。至此，反对派势力遭到进一步打压，纳吉布政权暂时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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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引用链接
1、马来西亚历史纪实：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209603324776732&wfr=content/
2、马来西亚历史文化：https://v.ixigua.com/J3MJayq/
3、马来西亚历史文化遗产：https://v.ixigua.com/J3MHBda/
4、马来西亚历史演变：https://v.sogou.com/vc/np?type=play&link=gi4wgnzygfqtimdcheztemzyhe3gmobzmrrgkyrvguytizbzmq4asmjwgezdanrxgi2dcclon5zg2ylml5ygyylzbfuhi5dqom5c6l3xo53s4ytjnruwe2lmnexgg33nf5qxmmzuhezdkobrgq7wm4tpnv3hg33hn52t2mjgmjzw65lsmnst243pm5xxkjtgoi6xgzlpfzrgs3djmjuwy2jomnxw2&query=%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5%8E%86%E5%8F%B2&fr=seo.bilibili.com&docid=0575016fe303c2dc-e5a9da1173fed286-eb1aff867edba5bd4b34a1590b306b43